宁夏的休整短暂如驼队掠过沙丘的阴影。当越野车再次启动，向着鄂尔多斯高原驶去时，大地开始展露另一种性格——那是一种更为古老、更为沉默的质地。车窗外，逐渐褪去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代之以一种辽阔的、带着青铜锈色的平坦。叶葆启靠在车窗边，看见云影在旷野上缓慢移动，像是天空在用巨大的手掌抚摸着大地的伤口。

“这地方，”摄影记者突然开口，打破了长达两小时的沉默，“埋着一个帝国的魂。”

他说这话时，正擦拭着那台尼康F4的取景器。相机在他手中转动，金属外壳反射着午后的阳光，一闪一闪，像某种隐秘的摩尔斯电码。小刘在副驾驶座上打盹，脑袋随着颠簸轻轻摇晃，像株成熟的向日葵。

叶葆启没有接话。他看见地平线上开始出现敖包的轮廓，石块垒成的锥形堆，顶上插着褪色的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每一个敖包都是一句未完的祈祷，他想。而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这草原上最大的、最沉重的祈祷——成吉思汗陵。

抵达伊金霍洛旗时已是傍晚。成陵的金顶在落日余晖中燃烧，不是那种温暖的、让人心生慰藉的金色，而是一种冷冽的、带着金属质感的金光，仿佛千年前熔化的战剑在此凝固成形。三座蒙古包式宫殿一字排开，沉默地蹲踞在高原之上，像是三只巨大的、永远阖着眼的黄金兽。

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柏叶焚烧的气息，混着牛羊粪火的味道，还有一种更深邃的、叶葆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风化了的历史，碾碎成粉末，悬浮在每一寸空气里。

祭祀前夜的欢迎宴会设在旗招待所最大的蒙古包里。直径超过十五米的圆形空间，穹顶上绘着蓝天白云和盘旋的雄鹰。正中央立着巨大的铜制火盆，炭火正旺，噼啪作响，将每个人的脸映照得忽明忽暗。

主人是位五十来岁的蒙古族干部，脸颊上有着典型的高原红，眼睛细长，看人时总带着三分笑意，但眼底深处有种鹰隼般的锐利。他身穿深蓝色蒙古袍，腰系杏黄色绸带，银质腰扣上刻着盘肠纹。

“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他举起手中的银碗，碗沿镶嵌着一圈珊瑚和绿松石，“草原用风迎接你们，我们用酒温暖你们。”

歌声随即响起。不是一个人唱，而是一群穿着盛装的姑娘和小伙子，从蒙古包外鱼贯而入，手里都捧着银碗，歌声浑厚如从大地深处涌出：

“金杯里斟满了醇香的奶酒

赛勒尔外冬赛

朋友们欢聚一堂共同干一杯

赛勒尔外冬赛……”

歌声是有重量的，叶葆启感觉到那旋律压在胸口，沉甸甸的。银碗已经递到面前，碗中的马奶酒泛着乳白色的微光，表面浮着细小的泡沫。他接过碗，指尖触到冰凉的银器，与碗中酒的温热形成奇异的反差。

按照规矩，要用无名指蘸酒，弹向天空、大地和火盆——敬天、敬地、敬火神。叶葆启照做了，酒液在空中划出短暂的弧线，落入火盆时发出“滋”的一声轻响，腾起一小股青烟，带着奶香和酒精混合的奇特气味。

他仰头喝下。酒液滑过喉咙，先是奶的醇厚，随即是酒的灼热，最后留存在舌根的是种微酸的、属于草原的野性余味。

摄影记者坐在他右边，眼睛已经亮了。叶葆启太熟悉这种亮光——那是他看见绝佳拍摄对象时才有的眼神，混合着贪婪、兴奋和一种近乎痛苦的专注。只是此刻，这眼神投向的不是某个画面，而是那些源源不断递来的银碗。

“唉，”叶葆启在第三碗后低声提醒，“这酒后劲大。”

摄影记者摆手，脸颊泛着红光：“放心，我心里有数。”

但叶葆启知道，他已经没数了。他看见摄影记者喝酒的节奏在变快，从最初的谨慎小口，到后来的仰头豪饮。他的笑声越来越大，开始用生硬的蒙语词汇回应敬酒，把“巴雅尔拉”（谢谢）说成了“巴雅尔啦”，多了一个拖长的尾音，引得蒙古族朋友们开怀大笑。

银碗在火光下流转，像一轮轮小月亮，被一双双手传递。歌声一轮接一轮，有时激昂如万马奔腾，有时低回如长调悲歌。叶葆启感到一种奇异的抽离感——他既在这个温暖喧嚣的蒙古包里，又仿佛站在包外寒冷的夜风中，透过毡房的缝隙窥视这场古老的仪式。

他看见摄影记者接了第六碗。这一次，敬酒的是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袍子的肘部已经磨得发亮，但眼神清亮如少年。他唱的不是寻常的敬酒歌，而是一段悠长的、带着颤音的古歌。歌词叶葆启听不懂，但那旋律让他想起干涸的河床、风化的岩石、被沙土半掩的白骨。

摄影记者接过碗，手有些抖。他看向叶葆启，眼神突然变得很清澈，清澈得近乎透明。他说：“葆启，这酒……这酒里能看见东西。”

然后他一饮而尽。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像一场慢镜头电影。

摄影记者站起来，身子晃了晃。火盆里的火焰突然蹿高，将他的影子巨大地投射在穹顶上，那影子随着火焰跳动，变形，时而像骏马扬蹄，时而像弯弓欲射。他张开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发出的是一串含混的音节，既非汉语也非蒙语。

叶葆启赶紧起身扶住他。触手的瞬间，他惊讶地发现摄影记者的身体在轻微地震颤，不是醉酒的那种瘫软颤抖，而是一种有节奏的、几乎像心跳般的搏动。

“他看见祖先了。”那位敬酒的老者突然用汉语说，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蒙古包里安静了一瞬。然后主人笑着说：“喝好了，喝好了！扶记者同志回去休息吧！”

叶葆启和小刘一左一右架着摄影记者往外走。掀开毡门帘的刹那，冷风扑面，带着草原深夜刺骨的寒。摄影记者突然剧烈挣扎，扭头看向成陵方向——三座宫殿在夜色中只剩下漆黑的剪影，唯有金顶反射着微弱的星光，像是三只沉睡巨兽半睁的眼。

“马……”摄影记者含糊地说，“好多马……在跑……”

小刘吓得脸色发白：“叶老师，张老师这是……”

“醉酒，加上高原反应。”叶葆启说，但他心里知道没那么简单。摄影记者眼中的世界正在裂变，现实的边界在酒精和这片古老土地的双重作用下变得模糊不清。

回到招待所房间，他们把摄影记者安置在床上。他很快陷入昏睡，但睡得极不安稳，眼皮下的眼球快速转动，嘴唇无声地开合，像是在与某个看不见的存在对话。半夜两点，他突然坐起，眼睛睁得极大，直勾勾盯着空白的墙壁。

“光，”他说，“墙在发光。”

叶葆启打开灯。墙壁就是普通的白色涂料墙，除了他们的影子，什么都没有。

“现在呢？”叶葆启问。

摄影记者看了很久，缓缓摇头：“灭了。”然后又倒下睡去。

叶葆启再无睡意。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看着窗外黑黢黢的草原。远处传来零星的狗吠，更远的地方，也许有狼嚎，但被风声掩盖，听不真切。他想起了莫言小说里的场景——那些喝醉后看见亡灵的人物，那些在现实与幻觉边界上游走的灵魂。他一直以为那是文学的夸张，但此刻，在这片埋着成吉思汗衣冠冢的土地上，他开始怀疑，也许有些边界本就比纸还薄。

凌晨四点，摄影记者开始呕吐。吐出来的不止是酒和食物，还有一种深绿色的、带着苦味的液体。小刘惊慌失措，叶葆启却相对镇定——他记起小时候在山东老家，老人说人若撞了邪，会吐出“绿色的魂”。

吐完后，摄影记者反而清醒了些，能认出人了，但头疼欲裂，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葆启，”他声音嘶哑，“明天……明天我完了。”

窗外，天色开始泛白。第一缕晨光爬上成陵的金顶，像一把无形的刷子，将黑暗一寸寸涂成铁青色。

祭祀早晨七点开始。六点半，叶葆启最后一次试图叫醒摄影记者，后者只勉强睁开眼，又迅速闭上，仿佛眼皮有千斤重。

“相机……”摄影记者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你去……”

那台尼康F4就在床头柜上，黑色机身冷峻如一块经过精密计算的金属。叶葆启平时也用相机，但多是傻瓜相机或者借摄影记者的备机拍些记录性画面。这台F4是摄影记者的命根子，全手动操作，光是各种按钮和转盘就有二十多个。

叶葆启拿起相机，重量出乎意料——不仅是物理上的沉重，更是一种责任的重量。透过取景器看出去，世界被切割成一个矩形，边缘锐利，中央清晰。这钢铁之眼将如何看见这场祭祀？他不知道。

小刘留在房间照顾摄影记者，叶葆启独自走向祭祀广场。清晨的寒风如刀子，割在脸上生疼。空气中桑烟的味道已经弥漫开来，不是单纯的柏叶香，还混着炒米、奶食和酥油的气息。这是一种复杂的、属于祭祀的嗅觉谱系。

媒体区设在广场东南角，用红绳简单围出。已经有几十家媒体的记者到位，长枪短炮林立，镜头在晨光中闪烁，像一片金属的荆棘丛。叶葆启找了一个相对靠前但不太显眼的位置。他检查相机：胶卷已装好，是摄影记者提前准备的柯达E100VS反转片，高饱和度，适合拍摄色彩浓烈的场面。

他回忆摄影记者教过的要点：拍大场面用f/8到f/11的光圈，保证景深；快门速度不能低于1/125秒，因为人物会动；长焦镜头容易抖，要屏住呼吸，在呼气与吸气的间隙按下快门。

但他的手指还是僵硬的。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恐惧——对搞砸的恐惧，对亵渎的恐惧，对无法用镜头捕捉那不可言说之物的恐惧。

七点整，号角声响起。不是录制播放的，而是真正的、用牛角制成的号角，声音低沉苍凉，像是从大地深处发出，震得人胸腔发麻。仪仗队从陵宫正门走出，清一色的深蓝色蒙古袍，头戴貂皮帽，手持苏鲁锭长矛——那是成吉思汗军队的象征，长矛顶端是铁制的矛尖，下面系着黑色的马鬃，在风中如波浪般起伏。

叶葆启端起相机。取景器里，世界变成了另一种存在。那些行走的人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光影、线条、色彩的构成。他按下第一次快门，“咔嗒”声在周围密集的快门声中几乎被淹没。

祭祀的核心环节是“察罕苏力德祭”，即祭拜白色神旗。九位达尔扈特人——世代守护成陵的守陵人后裔——抬出一面巨大的白色旗帜，旗面绣着金色的雄鹰。旗杆有碗口粗，需要三人合抱。

桑烟已经点燃。不是简单的焚烧柏叶，而是一种复杂的仪式：先在香炉中铺一层烧红的炭，再撒上柏叶、炒米、奶食、白糖，最后浇上酥油。火焰轰然腾起，浓白的烟雾笔直上升，在无风的早晨如一根连接天地的乳白色柱子。

透过取景器，叶葆启看见烟雾上升的轨迹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在某个瞬间，烟雾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现象，而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它扭动、盘旋、舒展，形成各种难以名状的形状。他想起摄影记者醉酒后的话：“这酒里能看见东西。”

也许不是酒的问题，他想。也许是这片土地本身就有让事物显形的能力。

他连续按下快门，调整光圈，从f/5.6到f/16，记录烟雾在不同景深下的状态。汗水从额头滑落，滴在相机顶部的液晶屏上，他慌忙用袖子擦去。

最重要的环节到来：敬献哈达。八十一匹白马被牵入广场——不是真正的八十一匹，而是象征性的九匹，但在此刻的仪式逻辑中，它们就是八十一匹。每一匹马都披着彩缎，额心点着朱砂。达尔扈特人将一条条蓝色的哈达——蓝色象征长生天——敬献给成吉思汗的画像。

媒体被允许稍微靠近。叶葆启挤到最前面，半跪在地，将相机稳在膝盖上。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改用慢门。快门速度调到1/15秒，光圈相应缩小。这意味着任何微小的抖动都会让画面模糊，但如果成功，就能捕捉到哈达飘动的轨迹与人像的静态形成的对比。

第一条哈达被献上时，他按下快门。在长达1/15秒的曝光时间里，世界在他眼中变慢了。他看见哈达如蓝色的河流在空中流淌，看见献哈达者的手臂缓慢抬起，看见周围的人群如海底的水草般轻轻摇曳。他屏住呼吸，仿佛自己的呼吸都会震动大地。

“咔嗒。”快门闭合。

他不敢看结果，继续拍摄。第二条、第三条……直到九条哈达全部献完。他的手指因持续用力而颤抖，肩颈肌肉酸痛如被撕裂，但精神却异常清醒，清醒得能听见自己心跳与远处鼓点的共振。

当天下午，摄影记者勉强恢复，补拍了祭祀结束后的其他活动。但他的状态明显不对，眼神涣散，按快门的手指迟疑不决，错过了好几个关键瞬间。叶葆启看在眼里，没说什么。他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破碎，短时间内难以复原——无论是身体还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

晚上，他们找到旗里唯一能冲洗专业反转片的照相馆。老板是个汉族中年人，少言寡语，但暗房设备出奇地专业。听说要冲祭祀的片子，他特地换上了新的显影液和定影液。

“这种片子，”他摸着一卷柯达E100VS，“能看见人眼看不见的东西。”

暗房只有四平米大，红色的安全灯让一切蒙上血色。叶葆启、摄影记者和小刘挤在里面，看着老板熟练地将胶片装入显影罐。液体倒入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等待的时间被无限拉长。摄影记者不停地看表，尽管表盘在红灯下只是一团模糊的光斑。叶葆启靠着墙，闻着醋酸和定影液混合的刺鼻气味，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看杀猪——也是这样一个密闭空间，也是这种血腥的光线，也是等待某种转化完成。

“时间到了。”老板说。

他将胶片从显影罐中取出，夹在吊绳上。湿漉漉的胶片在红灯下反射着幽光，上面的影像还看不真切。老板打开水洗槽，让流水缓缓冲刷胶片。水流声中，影像逐渐浮现。

第一张是仪仗队的全景。出乎所有人意料，画面异常沉稳，构图严谨，地平线笔直地将天地分割，仪仗队恰好处于黄金分割线上。光影处理得极好，晨光斜射，在深蓝色蒙古袍上勾勒出金色的边缘。

摄影记者凑近看，鼻尖几乎碰到湿胶片：“这……这是你拍的？”

叶葆启点头。

第二张是桑烟升起。更惊人的事情出现了：在烟雾最浓密处，似乎隐约可见某种形状——像马头，又像展翅的鹰。摄影记者倒吸一口凉气：“你用了什么滤镜？”

“什么都没用。”叶葆启说。他也看见了那个形状，但他宁愿相信是烟雾自然形成的巧合。

一张张看下去，叶葆启拍的部分没有一张废片。虽然不是摄影记者那种充满张力和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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