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一章｜他们的说法：情侣吵架、小事情
第三次开庭，并不是让事情更清楚的地方。
它只是让妳的位置，变得更确定。
妳站在那里，很清楚地知道——从这一刻开始，妳已经不再被期待说话了。
对方律师开口的时候，语气并不尖锐。
那不是攻击的开场，也不是质疑的姿态，而是一种非常熟练的陈述方式。像是在处理一件早就准备好的说法，没有多余的情绪，也没有任何需要铺垫的前提。
他没有立刻提妳的名字，也没有描述那一夜发生了什么。
他先替整件事定了性。
他说，这不过是情侣之间的争吵。
语气很平，没有任何需要被澄清的感觉。
在他的叙述里，妳不是一个被伤害的人，而是一段关系里的一方。
他说，那只是小事情。
不是案件，不是暴力，而是一场发生在私人关系里、不值得被放大处理的冲突。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没有被打断。
法庭没有立刻介入，也没有要求他修正用词。
因为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情侣吵架」是一个合理的框架，而「小事情」，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起点。
妳站在那里，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版本里，妳的伤还没出现，就已经被降级了。
不是靠否认，而是靠定义。
他只是先用一个非常模糊的句子，把整件事的轮廓轻轻框住。
那不是暴力事件，那只是普通的情侣吵架。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停顿，也没有观察任何人的反应。语气平稳，像是在替法庭整理一个更「容易理解」的版本。
接着，他用了那个词。
不是「殴打」，也不是「攻击」，甚至不是「推挤」。
他说，那只是「轻轻拍了一下」。
那个「轻轻」，被放得很准确。
它不是形容力道，而是在重新定义整个行为。
妳坐在那里，听见这句话被完整地说出口。没有被打断，没有被纠正，也没有任何立即的反应。那句话就这样进入纪录，像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描述。
妳很清楚，那不是单纯的用词选择。
那是一种策略。
只要把行为缩小到「拍」，它就不再是暴力；只要加上「轻轻」，它就变成一种几乎不值得被追究的互动。
那不是在描述事实，而是在替事实选一个不需要负责的版本。
妳下意识地看向法官的位置，不是为了求助，而是本能地想确认——这样的说法，会不会被阻止。
没有。
法官没有立刻回应，也没有要求律师修正措辞。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在这个空间里，这样的语言是被允许的。
当妳没有证据，对方的叙述就不需要精确。
它只需要「合理」。
而「轻轻拍了一下」，在制度里，是一个合理的说法。
妳站在那里，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法庭不是用来阻止缩小伤害的地方。
它只会确认，这样的描述，有没有被证据否定。
而妳，没有。
所以那句话就被留了下来。
妳没有立刻反应。不是因为妳不知道那句话有多荒谬，而是因为妳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反应本身，就会被视为情绪。
而情绪，在这里没有位置。
妳很清楚，如果妳此刻出声反驳，说那不是「轻轻拍了一下」，妳接下来一定会被问同一个问题——那妳有证据吗？
那是一个已经被准备好的陷阱。
于是妳没有动，没有表情，也没有插话。
妳站在那里，听着自己的经验被缩小、被压扁、被放进一个对方方便使用的词汇里，而这个过程，是合法的。
对方律师继续往下说。
语气依旧冷静，节奏甚至比刚才更顺。
他没有再提伤势，没有提医疗纪录，只是顺着那个「轻轻拍了一下」的框架，往前推进。
在这个版本里，没有暴力，只有误会。
没有加害者，只有情绪反应。
妳突然明白，这一刀真正切下来的地方，不是身体，而是定义权。
当妳没有证据，对方就可以替妳定义那一夜。
而法庭，会让这件事发生。
他只是先用一个非常模糊的句子，把整件事的轮廓轻轻框住。
那不是暴力事件，普通的情侣吵架。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停顿，也没有观察任何人的反应。语气平稳，像是在替法庭整理一个更「容易理解」的版本。
接着，他用了那个词。
不是「殴打」，也不是「攻击」，甚至不是「推挤」。
他说，吵架的时候只是「轻轻拍了一下」。
接着，对方律师把话往前推了一步。
不是提高音量，也不是改变语气，而是像顺着一条早就铺好的逻辑线，理所当然地走下去。
既然只是「轻轻拍了一下」，那么那些伤，就必须有别的来源。
他没有直接说妳在说谎，他只是提出「另一种可能性」。
他说，这些伤势，未必来自被告。
肋骨的断裂，当天急诊并未检查出来，而是隔天回了台北急诊才诊断出的，可能是她自己撞断的。
牙齿的损伤，被告就只是轻轻拍了她的脸，就掉了。
这些话被一条一条说出来，语气冷静，结构完整，像是在替法庭补上一个「更合理」的解释版本。
妳听见「肋骨可能是自己撞断的」这几个字的时候，脑子有一瞬间是空白的。
不是因为震惊，而是因为那个说法太过荒谬，荒谬到反而显得专业而且可笑。
因为它不是指控，而是一种被制度允许存在的推论。
在这个空间里，只要没有证据能指向对方，任何能把责任移开的说法，都可以被提出来讨论。
妳坐在那里，清楚地意识到，这已经不是在还原事实了。
这是在为「无法指认」找一个出口。
对方律师没有需要证明妳真的撞伤自己。
他只需要让法庭接受——伤势的来源，存在不确定性。
而只要存在不确定性，责任就无法被放在任何人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邱律开口了。
她的声音不高，语气却很清楚。
她指出，被告的辩护人正在不断缩小事实范围——把一连串具体的暴力行为，缩成模糊的「可能性」，再利用这个模糊，否定整个伤害的成立。
那不是补充情绪，而是标准的法律语言。
不是反击，而是提醒法庭：辩护不该靠删减事实来成立。
她没有替妳说故事，没有替妳形容那一夜，她只是把界线划清——暴力是否存在，不能因为证据不足，就被任意重写。
可是她的话，没有改变场内的流向。
法官没有接着追问辩护人，也没有要求修正那个说法。
那段提醒，被放进纪录，却没有被真正接住。
妳坐在那里，很清楚地看见一件事——邱律不是没有保护妳。
而是她的专业，在这个节点已经没有位置。
因为接下来，问题还是会回到妳身上。
妳想开口反驳，不是为了辩论，而是出于本能。
那不是跌倒，那不是意外，那不是妳自己造成的。
但妳很快就明白，这些话说出口之后，等着妳的，仍然会是同一个问题——妳有证据吗？
这不是一场可以靠常识取胜的场合。也不是一个允许人用身体记忆作证的空间。
在这里，只要对方的说法没有被证据排除，它就可以被放在桌上，被视为「可能」。
而妳，正被迫站在一个必须证明「那不是可能」的位置上。
那一刻，妳突然明白——当证据不存在的时候，最残酷的不是不被相信，而是任何与事实相反的说法，都能被正当提出。
妳不是被反驳，妳是被重新安排到一个必须为自己的伤势负责的位置。
邱律坐在妳旁边。
她没有转头看妳，不是冷淡，而是一种专业的克制。
她很清楚，在这个空间里，任何过度的关照，都可能被误读成情绪操作。
她替妳把界线说完了。
也清楚地指出，对方辩护人正在缩小事实范围，把具体的暴力，折叠成抽象的「可能性」。
可是说完之后，她没有再补一句。
不是因为没有话，而是因为她知道，现在不是她继续说的时候。
妳坐在那里，看见她把文件收好，动作很轻，没有任何多余的声响。
那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清楚知道「已经说到极限」的收手。
法庭没有因此转向。
流程仍然按照既定的节奏往前走，问题没有被重问，说法也没有被修正。
妳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不是因为邱律不够专业，而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专业本身已经不再构成推动力。
妳仍然坐着。
背贴着椅背，双手放在腿上。
姿势看起来很完整，甚至称得上平稳。
可是只有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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