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坨村小学的光荣榜统共只有半张挂历纸大，拿图钉按在传达室外墙上。红纸每年一换，旧的也不糟蹋，正好糊窗户缝，挡风。一九九四年冬天，姚华的名字第三回洇在那红纸上。墨吃得深，瞧着就比别的名字黑，跟盖了个戳似的。
校长姓于，退伍炮兵，说话像喊口令，一句话能把人顶一跟头。期末大会，他把姚华拎到旗杆底下，那手指头枯树枝似的，戳着成绩单：“语文九十八，数学一百，自然一百。”声音砸在冻硬的地面上，能砸出坑来。“都瞅瞅！这才叫念书！”
底下的学生仰着脸，哈出的白气连成一片雾。袁浩（外号大耗子）在第三排专心抠鼻子，他爹是村里杀猪的。去年光荣榜上也有他，在姚华下面隔五个人名。今年掉到第十五，回家挨了顿笤帚疙瘩，屁股肿得三天没敢挨凳子。
“介孩子，”于校长转身，冲着缩在人群里的张玉芬，声音低下来，可还是像打雷，“得去市里念。搁这儿，白瞎了。”
张玉芬裹着件灰扑扑的棉猴，袖口磨得发亮，能照见人影。她一个劲儿搓手，手上的冻疮裂了口子，渗血丝，风一吹，又冻住了。她张了张嘴，没出声，只点头。点得狠，嘎嘣脆，像要把脖子撅折了。
散了会，姚华留下扫礼堂。说是礼堂，其实就是间大点的平房，摆三十张瘸腿课桌，一推吱呀乱叫。扫帚划过水泥地，沙沙的，干巴巴的，像挠墙皮。于校长蹲门槛上卷烟，烟丝是自家种的旱烟，劲儿冲，呛得人直流泪。
“你爹呢？”于校长眯着眼问，烟雾把他脸都糊住了。
“知不道。”
“又喝去了？”
姚华没应声，把簸箕里的土倒进铁皮桶。土里有粉笔头、纸飞机、半块橡皮，橡皮上刻着“大耗子”，刻得歪歪扭扭，倒挺深。
于校长吐出口浓烟，那烟在冷空气里凝着，半天不散。“你妈不易，”他说，“你得争气。”
姚华点头。他早明白了——在这个家，争气是他一个人的活儿，像背着一座山走路，不能停，停了山就塌，先砸死的指定是自己。
回家的路得穿过整片菜地。冬天菜地秃了，垄沟结着冰凌，跟镶了牙似的。远处友谊罐头厂的烟囱冒着黄烟，那是加工午餐肉的味儿，油腻腻，黏糊糊，飘过来糊嗓子眼。姚华记得夏天这儿种满茄子，紫黑的茄子沉甸甸垂着，一个个跟沉默的拳头似的。
路过盐坨桥，他习惯性站一会儿。桥还是那么长，六百四十三米，一眼望不到头。冬天的风从新开河面上刮过来，像小刀子，专割脸。桥栏杆上的锈更深了，一块块往下掉，露出里头灰白的水泥，跟骨头碴子似的。桥上没几辆车，偶尔有辆拖拉机突突开过，车斗里装着冻白菜，绿叶子在风里硬邦邦地晃，像在打摆子。
姚华想起于校长说过，这桥修好才八年，比他还小两岁。可桥看着比村里五十岁的人还老。桥墩上留着夏天洪水的水痕，离桥面只剩一米多。赵鞋匠总叨叨，往后水更脏，鱼都得绝种。
家里倒是热闹。姚建国不知打哪儿弄来半瓶直沽高粱，正给几个酒友倒酒。桌上就两碟：一碟炒果仁儿，一碟蛰皮拌白菜心。酒友都是附近的闲汉，棉袄油光锃亮，脸被酒精腌成了酱萝卜色。
“我儿子！”姚建国瞅见姚华，嗓门一下子拔到房梁上，“全年级第一！杠杠的！”
酒友们跟着起哄，举起酒盅，咕咚就是一口。姚华低头钻进里屋，把书包挂门后。那书包是张玉芬用旧帆布改的，缝线歪得像喝醉了酒的蜈蚣。
外屋划拳声震天响：“五魁首啊！六六六！”
张玉芬在厨房蒸窝头，玉米面掺了点儿白面，蒸汽把窗户糊得严严实实。她透过水雾看儿子，嘴唇动了动，最后啥也没说，只掀开锅盖，捡出最圆乎的一个，掰开，夹了一筷子咸菜丝。
“趁热吃。”
窝头烫手，姚华左手倒右手。咸菜是入冬腌的芥菜疙瘩，齁咸，可就着窝头，竟能嚼出点甜味儿。
“校长说……”张玉芬开了口，又卡住。她用抹布擦灶台，擦了一遍又一遍，木头灶台快被她擦出火星子了。
“说啥？”
“说你能上重点中学。”
屋里静了一瞬。外屋划拳声恰好停了，只剩煤炉子呼呼的喘气声。然后姚建国的声音炸进来：“重点？哪所？”
“还没定，”张玉芬声儿小得像蚊子哼，“得考，还得……还得花钱。”
“花钱”俩字像两颗生锈的钉子，一下子把空气钉死了。姚建国趿拉着鞋进来，酒气能把人熏个跟头。“多少？”
“知不道，得打听。”
姚建国盯着儿子看，眼神浑浊，像在打量一件陌生的物件，掂量着值几个钱。许久，他转身出去，酒友们识趣，呼啦散了。那半瓶酒还剩个底儿，在桌上孤零零站着，怪可怜。
夜里，姚华梦见自己在考试。试卷上的字都在游，像水里黑压压的蝌蚪。他拼命写，笔尖却嘎巴断了，断口涌出黑汁，淹了整张桌子。
醒来天还没亮。他听见父母在说话，声儿压得低，像地底下暗河流淌。
“……把自行车卖了？”
“那车还能骑。”
“骑啥骑，铃铛都不响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卖了能凑多少？”
“百八十块吧。”
沉默。然后是张玉芬一声长长的叹息，长得像是要把这辈子吸进去的气都叹出来。
姚华闭上眼，开始数数。数到一百时，他决定明天就去铁道沟捡废铁。袁浩说过，废铁站收铁，一斤一毛二。钱是一分一分攒的，路是一步一步挪的。
盐坨村小学的作息，比老座钟还准。早晨七点半打铃，下午三点半放学。铃是截铁轨，挂老槐树上，校长拿锤子敲，咣——咣——，震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乱飞，跟下饺子似的。
姚华开始用放学后的时间。他背个破麻袋，沿着铁道沟走。沟是早年挖津蓟铁路留下的，废了多年，铁轨早拆了，枕木也被村民扛回家当柴烧。但碎石缝里总有点惊喜：生锈的道钉、断裂的鱼尾板、偶尔还有半截钢轨，埋得深，得用撬棍。
去铁道沟得穿过盐坨桥。桥下的河岸长满枯芦苇，风一吹，哗啦啦响，跟很多人有气无力地鼓掌似的。姚华发现桥墩周围是块宝地——螺丝帽、铁垫片，还有被河水冲上来的废旧零件。他猜是过桥的卡车掉的。那些卡车从市区来，往北边县里去，车上载着姚华叫不出名的机器。有时零件掉下来，摔在桥面上，“咣当”一声，可没人停车捡。它们就躺在那里，被后来的车轧，轧进沥青里，最后让养路工撬出来，一脚踢到桥边，骨碌碌滚下河坡。
撬棍是从温州的赵鞋匠那儿借的。赵鞋匠年轻时在铁路段干过，工具箱里啥稀奇玩意儿都有。他借撬棍给姚华，不收钱，只要求每次来给他讲讲学校的新鲜事。
“于校长还‘开炮’不？”赵鞋匠问。他说的“开炮”是于校长的招牌——批评学生时总爱说“老子当年一炮轰平山头”。
“开，”姚华说，“昨儿刚‘轰’了大耗子（袁浩），说他脑子里装的都是猪油。”
赵鞋匠就嘿嘿乐，露出那颗不锈钢做的假牙，亮闪闪的。他一边补鞋一边听，锥子在鞋底穿进穿出，噗嗤噗嗤，像在给鞋讲故事。
捡废铁是门学问。姚华很快发现，最好的地方不是铁道沟，而是友谊罐头厂后墙的垃圾堆。厂里常扔报废的机器零件，铸铁的，死沉，压秤。但看门老头凶得像门神，得趁他打盹时翻墙。
头一回翻墙是在十一月底。那天刮西北风，垃圾堆的腐臭味被吹散不少。姚华踩着砖缝爬上墙头，墙头插着碎玻璃，他像跨地雷阵似的跨过去。落地时一脚踩进油污里，摔了个结结实实，手掌擦掉块皮。
可他找到了宝贝——半个齿轮，有脸盆大，锈成了土褐色。他吭哧吭哧拖到废铁站，过秤，七斤八两。收铁的老头叼着烟袋，眯眼瞅他：“小孩儿，哪捡的？”
“铁道沟。”
老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黑的牙。“铁道沟可长不出这玩意儿。”但他没再多问，数出九毛三分钱，硬币，叮叮当当塞进姚华手里。
九毛三。姚华攥着钱往家走，硬币硌得手心发红。路过村口小卖部，他停下。橱窗里摆着带橡皮头的铅笔，一毛二一支；还有巧克力威化，两毛一块。他看了很久，最后啥也没买。钱得用在刀刃上，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刀刃在哪儿。
钱藏在床垫下面，用作业纸包着。张玉芬发现了，没说话，只是每天早晨在他书包里多塞一个煮鸡蛋。鸡蛋是自家鸡下的，个小，壳薄，一磕就破，像这个家，小心翼翼。
姚建国也发现了。有天夜里，他醉醺醺掀开床垫，抓起那个纸包。姚华装睡，听见硬币哗啦啦响，然后是一声含糊的嘟囔：“顶个屁用。”
但钱没少。第二天早上，纸包还在老地方，只是多了张五元的票子，皱巴巴，像被揉搓过无数次的心事。
冬天往骨头里钻。菜地冻得像铁板，踩上去咔咔响。友谊罐头厂的烟囱天天冒黄烟，空气里午餐肉的味儿浓得化不开，吸一口能顶半天饿。村里咳嗽的人多了，干咳，夜里一声接一声，跟比赛似的。
于校长又找了一次张玉芬。这次在学校办公室，炉子烧得通红，铁皮烟筒拐着弯伸向窗外，像个问号。
“铁一中，”于校长说，手指在桌面上敲，像在发电报，“市里拔尖的初中。但得考，还得面试。”
“啥时候？”
“开春。”
张玉芬心里掐算。开春是三月，还有四个月。她问要准备啥，于校长拿出一摞卷子，油印的，字迹模糊，跟长了毛似的。“这些题，让孩子做做。市里的孩子，早做过了。”
卷子带回家，姚华在煤油灯下做。题真难，很多他见都没见过。代数、几何、还有英语——盐坨村小学不开英语课，二十六个字母他认不全，它们认识他，他不认识它们。他咬铅笔头，咬出深深的牙印，像要把知识啃下来。
姚建国凑过来看，抻着脖子瞅了半天，说：“这画的都是啥？曲里拐弯的。”
“题。”
“题长这样？”他摇摇头，晃悠着出去，门摔得山响，震落墙上一缕灰。
张玉芬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锥子扎过千层底，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她不时抬头看儿子，眼神复杂，像骄傲，又像害怕，怕这骄傲太沉，把孩子压垮。
夜里，姚华梦见自己站在实验中学门口。学校大门是铁艺的，缠着枯藤。他想进去，门却关了，枯藤突然疯长，缠住他手脚。他挣扎，藤蔓越缠越紧，勒进肉里，疼醒了。
一身冷汗。窗外，月亮正悬在铁道沟上空，苍白，冰凉，像块过期的干粮。
腊月二十三，小年。村里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有气无力。姚建国破天荒没出去喝，早早回家，手里拎着一条冻带鱼。带鱼硬邦邦的，眼睛蒙着白翳，弯成个问号。
张玉芬把带鱼炖了，放好多醋，去腥。吃饭时，姚建国突然开口：“我打听了，铁一中的赞助费，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粗壮，关节突出。
“三百？”张玉芬问，声音有点飘。
“三千。”
筷子掉桌上。张玉芬捡起来，在衣襟上擦了擦，手一抖，又掉了。她终于没再捡，手垂在腿侧，微微发抖，像风里的枯叶。
姚华低头扒饭。带鱼刺多，他小心剔着，把鱼肉剔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完整骨架。骨架在盘子里泛着冷光，像件微型艺术品，精致，但没肉。
饭后，姚建国出门了。张玉芬收拾碗筷，动作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帧一帧。姚华拿出卷子继续做，煤油灯的灯芯结了朵灯花，他用针挑掉，火光猛地一跳，影子在墙上乱晃。
深夜，姚建国回来了，带着更浓的酒气。他径直走到姚华面前，盯着他看。看了很久，久到姚华以为他又要发火，他却突然抬手，摸了摸儿子的头。手掌粗糙，像砂纸刮过。
“三千，”他重复，舌头有点大，“老子挣。”
三月到了。菜地开始化冻，垄沟里渗出水，浑浊，漂着烂草屑。友谊罐头厂的烟囱依旧冒烟，但味儿变了，不再是午餐肉，换成了糖水桃子的甜腻，闻久了头晕，像醉了。
铁一中的考试定在三月十五。那天姚华穿着张玉芬熬夜赶制的新衣服——蓝布褂子，领子浆得硬邦邦，磨得脖子生疼。于校长特意借了辆二八加重自行车，驮他去考点。后座硌得屁股疼，但姚华没吭声。
过盐坨桥时，于校长蹬得吃力。上桥是个长坡，他站起来蹬，身子左摇右摆，自行车发出痛苦的吱呀声。姚华坐在后座，看见桥下的新开河开始解冻，冰面裂开一道道黑缝，像大地疼出的口子。桥中央，一个养路工正用铁锹铲除积雪，雪混着煤渣，堆在路边。工人穿着橙黄色的反光背心，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扎眼得像个误入的惊叹号。
“这桥啊，”于校长喘着粗气说，“年年修，月月补。夏天暴雨冲，冬天冻裂口。修来修去，还是个破桥。”
姚华没接话。他数着桥上的灯，数到第四十七盏时，车终于下了坡。桥南头就是市区了，马路突然变宽，楼房突然变高，连空气里的味儿都不一样——不是煤烟和咸菜，是汽油和烤面包混在一块，陌生，但诱人。
考点在一栋旧红砖楼里。楼道很暗，墙上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红纸褪成了惨淡的粉色。考场里坐满了孩子，穿得五颜六色，有的还戴着鲜红的红领巾，晃眼。
卷子发下来，密密麻麻的字，像蚂蚁搬家。姚华深吸一口气，开始写。笔是赵鞋匠送的，英雄牌，铱金笔尖，出水很顺，是他用过最好的笔。
考完出来，于校长蹲在门口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咋样？”
“还行。”
“啥叫还行？”
姚华想了想，实话实说：“都写上了，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于校长就笑了，拍拍他肩膀，力道大得能拍碎豆腐。“写上就行！就怕你空着！”
等成绩的日子，像熬一锅糖稀，慢，而且黏稠，扯不断。姚华继续捡废铁，继续做那些让他头大的卷子。姚建国继续天不亮出门，深夜归来，身上那股包子铺的油腻气味似乎浸到了皮肤里。肉馅还是偶尔出现在饭盒里，只是姚华发现，父亲塞饭盒的动作似乎更加警惕，有时会在铺子后门愣愣地站一会儿，四下张望，才把那个小小的铝盒藏进怀里。
四月初，成绩单寄到了盐坨村小学。于校长是跑着送来的，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过了！”他吼了一嗓子，差点把传达室的窗户纸震破，“笔试过了！”
张玉芬正在腌咸菜，手一抖，半碗盐全撒地上了。姚建国不在家，她慌慌张张跑出去找，在赵鞋匠的摊子前找到他。他正蹲着看人下棋，听说消息，愣了很久，像没听懂。然后他猛地站起来，转身就走，走得飞快，消失在胡同拐角，留下张玉芬和赵鞋匠面相觑。
晚上他回来，破天荒拎着一瓶瓶装酒，不是散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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