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一中的围墙刷过三次灰，第一次是姚华初一那年，刷到一半停了工，剩下半截灰扑扑的水泥墙，裸露着陈年的砖缝，像盐坨桥总也补不平的桥面。初中三年，高中又三年，他每天从这堵墙下走过，看墙头的野草黄了又绿。现在，墙彻底刷白了，白得晃眼——因为高考要来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的雪把盐坨村下成了一锅稠粥。姚华从学校晚自习回来时，看见院门外戳着个黑影——是辆黑色轿车，车顶上积了寸把厚的雪，像戴了顶孝帽子。这车和盐坨桥上那些拉罐头的小货卡不一样，它黑得亮堂，连雪都盖不住那股子气派。
他推门，门轴冻住了，吱呀声特别刺耳，像盐坨桥老铰链的呻吟。堂屋里，八仙桌旁坐着三个人：爷爷、父亲、母亲。桌上的酒瓶倒了，褐色液体正顺着桌腿往下淌，在地面汇成一滩，像陈旧的血——也像盐坨桥下那条终年泛着铁锈色的河水。
姚老爷子九十岁了，背还挺得笔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风纪扣严严实实扣着。拐杖靠在桌边，杖头包着铜皮，在十五瓦灯泡下泛着冷光，像盐坨桥栏杆上那些被磨亮的铆钉。此刻他正盯着儿子，眼神像两把生锈的刺刀。
“你刚才说什么？”老爷子的声音不高，每个字都像从胸腔里砸出来的。
姚建国缩在条凳上，手里攥着酒盅，指关节白得发青。“爹……我就喝一口……”
“一口？”老爷子突然笑了，笑得咳嗽起来，咳得整个身子都在抖。咳完了，他用袖子抹抹嘴，“1948年打天津，我们在西营门外围了三天三夜。最后一天，炊事班的老刘揣着半壶地瓜烧爬过来，说班长，喝口暖暖。我说不能喝，喝了手抖，枪打不准。”他盯着儿子，“你猜老刘后来怎么了？”
姚建国不敢接话。
“死了。”老爷子说，“肠子被打出来了，拖回来时手里还攥着那壶酒。”他顿了顿，“要是他没喝那口酒，手稳点儿，也许能多杀两个敌人。”屋外传来罐头厂夜班换岗的汽笛声，老爷子的话混在汽笛里，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屋里静得能听见雪压断树枝的声音。
老爷子慢慢站起来，一步一顿走到儿子面前。他低头看着那个酒瓶——直沽高粱，最便宜的那种，标签被酒渍浸得发皱。然后，他抬起右脚。
那是一双老式解放鞋，鞋底磨得几乎透明，鞋帮上还沾着从盐坨桥那头踩来的泥雪。鞋抬起来，在空中停了一瞬，像在积蓄力量。然后，落下。
“哐当——”
酒瓶碎了。不是被踢倒，是被踩碎的。玻璃碴子四溅，有几片崩到姚建国裤腿上，他没敢动。酒液彻底洒了，那股劣质酒精的酸臭味猛地腾起来，倒比友谊罐头厂飘来的烂水果味好闻些。
“姚建国，”老爷子弯下腰，脸几乎贴到儿子脸上，“你听好了。我就这么一个孙子，他明年六月要考大学。这半年，你再碰一滴酒，我打断你的腿。你再在家里闹一次，我砸了这屋顶。”他直起身，“反正这破房子，也不值几个钱，还不抵盐坨桥东头一间铺面的月租。”
姚建国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他慢慢低下头，看着那一地碎片。有一片大的，映出他扭曲的脸。
老爷子转向张玉芬：“玉芬。”
“爹。”张玉芬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着——其实围裙是干的。
“这半年，辛苦你。”老爷子从军装内兜掏出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钱，有十块的，五块的，还有毛票。他把钱放在桌上，“三百二十块。给孩子买点好的，补补脑子。”
“爹，这不能……”
“拿着！”老爷子声音一厉，随即又软下来，“我老了，钱留着没用。华子考上大学，比什么都强。”他顿了顿，“盐坨桥西头老王家那小子，去年考上了师范，现在全家都搬到桥东去了。咱们姚家，不能总在桥西头。”
最后，他看向姚华。看了很久，眼神像在抚摸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孙儿，”他说，“爷爷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但爷爷知道，读书是出路。你爹……”他停了一下，“你爹这条路走歪了，你不能歪。盐坨桥就这么长，歪一步，就掉河里了。”
姚华点点头，喉咙发紧。他想起每天上下学经过盐坨桥时，桥东头那些穿呢子大衣的学生，桥西头那些和他一样拎着破书包的孩子。桥是同一座桥，桥下的水却好像把两岸隔成了两个世界。
老爷子拿起拐杖，铜杖头在地面上顿了顿：“我走了。”
“爹，住一晚吧，雪这么大……”
“不住。”老爷子推开院门，风雪呼地灌进来，“养老院那边，晚上要点名。在盐坨桥东头，路不远。”
他蹒跚着走进雪里，背影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黑色轿车的门开了，司机——一个穿军便装的年轻人——扶他上车。车门关上，车灯亮起，碾着积雪缓缓驶远，穿过盐坨桥时甚至没有减速。留下一道黑色的车辙，很快又被新雪盖住了，像盐坨桥上那些总也留不住的脚印。
那一夜，姚家静得像座坟。
姚建国蹲在地上捡玻璃碴。一片，两片，捡得很慢，像在捡自己的骨头。捡完了，他用扫帚扫，扫帚是秃的，扫不干净细小的碎片。他又趴下去，用手一点一点摸，摸到就捏起来。手指被划破了，血珠渗出来，他塞进嘴里吮。那味道比罐头厂腌渍车间的酸水还冲。
张玉芬在厨房煎鸡蛋。六个鸡蛋，是老爷子带来的。她煎成溏心的，油放得比平时多，锅里滋滋响，油烟气飘出院子，混进盐坨桥夜市摊的油烟里，分不清谁是谁的。
姚华在里屋做模拟卷。数学卷，最后一道大题是解析几何，他算了三遍，答案都不一样。橡皮用完了，他用手指蘸唾沫擦，把卷子擦出个洞，像盐坨桥路面那些总也填不平的坑。
夜深了。姚华出来上厕所，看见父亲还坐在堂屋里，对着空荡荡的桌子发呆。灯泡悬在他头顶，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巨大，变形，像盐坨桥在月光下的剪影。
“爸。”姚华叫了一声。
姚建国没回头，只是摆摆手：“睡去吧。”
春天来了又走。友谊罐头厂的烟囱照旧冒黄烟，只是空气里多了杨絮，白茫茫的，落在盐坨桥面上像下了一层薄雪。姚家真的有了半年的和平——如果沉默也算一种和平的话。
姚建国不喝酒了。不是不想喝，是不敢。老爷子每周让司机送来一兜鸡蛋，有时还有二两猪肉。司机不说话，放下东西就走，车总是停在盐坨桥西头，从不开过桥来。姚建国对着那些东西，能发一上午呆。
他开始找活干。正经活找不到，就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和水泥，搬砖头。一天十五块，中午管一顿饭——馒头、白菜汤，汤里漂着几点油星，比盐坨桥头民工摊的伙食还差些。他五十岁了，腰不好，搬一会儿就得直起来捶捶。工头骂他磨蹭，他嘿嘿笑，不还嘴，笑得像盐坨桥栏上那些傻乎乎的石狮子。
晚上回家，他洗脚，一盆水能洗出半盆泥。脚底板磨出了新茧，叠在旧茧上。张玉芬给他挑水泡，针在煤油灯上烧一下，挑破，挤出黄水。他不喊疼，只是嘶嘶吸凉气，声音像盐坨桥下漏风的桥洞。
姚华的成绩忽上忽下。一模考了年级五十八，二模掉到九十二。班主任找他谈话，说：“别紧张，你底子不差。”但他知道，底子不差有什么用？盐坨桥西头的孩子，底子都不差，可每年能从桥西考到桥东去的，掰着手指头能数清。
五月最后一天，姚建国在工地摔了一跤。一摞砖头没码稳，倒了，砸在他脚上。工头送他去卫生所，医生说骨头没事，但脚踝肿得像馒头——盐坨桥头早点摊那种碱面馒头，又大又实沉。
“工钱……”姚建国问。
“歇工没工钱。”工头说得干脆，像盐坨桥东头那些穿西装的人谈生意。
那天姚建国是瘸着走回家的。五公里路，他走了一个半小时。过盐坨桥时，桥东头的烧烤摊飘来肉香，他咽了口唾沫，没停步。到家时天黑了，姚华刚下晚自习。
“爸，你的脚……”
“没事。”姚建国坐到门槛上，脱鞋。鞋脱不下来，肿得太厉害。他用剪刀剪开鞋帮，脚露出来，青紫，发亮，像盐坨桥下淤了多年的河泥。
张玉芬打来热水，给他敷。热毛巾碰到伤处，他浑身一哆嗦。
夜里，姚华听见父母在说话。
“……要不，跟爹说一声？”
“不说。”
“可你这样，怎么干活？”
“我能行。”
“你能行什么？”张玉芬的声音带了哭腔，“姚建国，你五十了！你就不能服个软？盐坨桥东头那些老板，哪个不是从服软开始的？”
“我没错！”姚建国突然低吼，“我没错！我就是没本事，怎么了？盐坨桥这么长，总得有人在西头！”
沉默。长久的沉默。只有罐头厂夜班机器的轰鸣声，从盐坨桥那头闷闷地传来。
然后姚华听见父亲哭了。不是嚎啕，是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像盐坨桥下冬天的风，从桥洞这头钻进去，那头出来时，就带了哭腔。
六月六日，高考前一天。傍晚，姚建国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条鱼。鲤鱼，一斤多重，还活着，尾巴一甩一甩，甩了他一身水。
“哪来的？”张玉芬问。
“买的。”
“多少钱？”
“别管。”他顿了顿，“盐坨桥东头水产市场收摊时买的，便宜。”
吃饭时，姚建国把鱼肚子上的肉都夹给姚华。“明天考试，吃好点。”鱼肉很嫩，但刺多，像盐坨桥那头的路，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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