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发病那天,星期二。天气预报说了四个字:“多云转阴”。这话跟没说一样。天晴天阴,人该出门还得出门,日子该过还得过。
她照例要去长江道图书批发市场。凌晨四点半,屋里还黑着。先掏那个折叠小推车,拉开,“咔哒”一声锁紧。车是铁管的,蓝漆掉得斑斑驳驳,推起来右边轮子有点歪,一路“咯噔咯噔”,像自个儿给自个儿报数。车上捆了两个大包袱皮,一红一绿,洗得发白。现在瘪着,等回来就得塞满书,鼓得像俩吃撑了的肚子。
五点十分出门,地藏庵大街的路灯还黄蒙蒙地亮。推车声在静夜里格外响,“咯噔,咯噔”,一步是一步的数。走到公交站,头班车刚好来。车停稳,门“哧啦”一声——麻烦就从这儿开始了。
张玉芬先把小推车往踏板上推。轮子卡在台阶缝里,得弯下腰,两手抓住车架,使劲一提。膝盖“咯吱”一声,她吸了口凉气。上了踏板,还得把车往里拖。车厢里空荡荡,就两个早起的老人。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她,开了口:
“你这车……占地方啊。”
张玉芬没吭声,从兜里摸出两个一元硬币,“叮当”两声扔进票箱。像投了两个问路石,没听见回响。司机又说:“按规定,你这算大件行李,得再买一张票。”
这话张玉芬听过八百六十遍了。她低着头,把小推车推到后门边的空地,用腿抵住,不让它滑。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个磨得发亮的月票卡,在读卡器上贴了一下。“滴”一声。
司机从镜子里看她,她也从镜子里看司机。两人都没再说话。过了半晌,司机扭回头,嘟囔了一句:“每次都这样。”
车开了。张玉芬扶着栏杆站稳。窗外的街景一点点亮起来,像显影液里慢慢浮出的人脸。她知道司机说得对,按规定是该再买一张票。可规定是规定,日子是日子。一张票两块钱,来回四块。一个月二十多个来回,就是一百来块。一百来块能买三十斤面条,能交半个月的水费,能给姚华添件打折的汗衫——汗衫也是衣裳,能遮体,能挡风。
这脸皮不是天生就厚。是日子一天天磨出来的,像河底的石头,磨圆了,磨滑了,也磨硬了。刚开始她也脸红,也小声解释“就一点书,不占地儿”。后来发现脸红没用,解释也没用。你不掏这两块钱,人家就说你;你掏了,自己心里疼。最后索性不说了,该干嘛干嘛。你嘟囔你的,我站我的。穷到一定份上,脸皮就成了一层茧,厚实,耐磨,挡风挡雨还挡闲话。闲话这东西,听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又不能当饭吃。
到市场时天刚蒙蒙亮。老陈的摊位在最里头,要穿过长长一条通道。两边的摊位还蒙着防雨布,像一排排睡着的巨人。她推着小车,轮子声在空旷的市场里回响,“咯噔,咯噔”,像唯一的活物在走夜路。
老陈正在卸货,看见她,抹了把额头的汗:“张姐,真准时。”说着从车上搬下一箱《黄冈密卷》,纸箱落地“砰”一声,扬起一片灰,像下了一场微型雾。
“新到的,厚。”老陈撕开胶带,抽出一本。书脊确实厚,抵得上半块砖。封面红得扎眼,“最新修订”四个字烫着金边,在节能灯下反着光,光里都透着一股子累。
张玉芬接过来掂了掂,没说话。沉不沉都得进,学生要,学校要,考试要。她蹲下身,开始一本本数。数好了,在账本上记数字。字写得大,一板一眼,像小学生描红——她这辈子就认这个,一笔是一笔,一画是一画。
七点半,市场活过来了。人声、车声、卸货声混成一片,像一锅突然煮开的水。张玉芬把挑好的书分两摞,用红绿包袱皮包好,十字交叉捆在小推车上。绳子勒得紧,书被挤得变了形,看着都喘不过气。
推车出市场有一段上坡。平时她能一口气上去,今天推到一半,觉得不对劲。先是眼前飞起几只黑点子,忽闪忽闪,像夏天雨前的蠓虫。她停下,喘口气,以为是没吃早饭。可再推时,右胳膊忽然使不上劲了,像不是自己的,是借来的,到点得还。接着半边身子发麻,从肩膀麻到手指头,像通了电,还是断断续续的那种。
卖煎饼的大姐正摊面糊,瞥见她停在那儿,喊了一嗓子:“张姨,歇会儿啊?”
张玉芬想应一声,嘴张开了,却发不出声。舌头在嘴里打着卷儿,不听使唤,像条离了水的鱼。她想抬手摆摆,示意没事,可胳膊抬到一半,软软地垂下来,像根煮过头了的面条。
这时更怪的事来了。她看见煎饼摊的招牌在晃,不是风吹的那种晃,是整个画面在晃,像隔着一层晃动的水。大姐的脸也变得模糊,嘴巴一张一合,声音却遥远得很,隔山隔海似的——山是书山,海是题海。
她想扶住小推车,手摸过去,摸了个空。其实车就在那儿,可她判断不了距离。眼前的东西都在,可位置全乱了套,像被人胡乱推了一把的积木。
“哎,张姨?”大姐放下铲子,从摊位后绕出来。
张玉芬想往后退一步,腿一软,整个人就往下坐。不是摔倒,是瘫下去,像一袋突然散了架的粮食。屁股先着地,不疼,只是震了一下,震得心里空荡荡的。接着上半身也倒下去,侧躺着,脸贴着冰凉的水泥地。地真凉啊,凉气顺着脊背往上爬,爬得比她的念头还快。
小推车还立在旁边,两个包袱鼓鼓囊囊的,俯视着她。书不说话,书只是看着。
“哎哟!这是咋了?”煎饼大姐的声音真真切切响在头顶。
接着是杂沓的脚步声。一双旧皮鞋停在她脸前,鞋头开裂了,露出里面的灰袜子。是个男人的声音:“咋躺地上了?喝多了?”
“大早上的喝什么酒。”另一个女声,尖细,像锥子,“脸咋歪了?你看她这嘴……”
张玉芬想说话,想说我没喝酒,我就是有点晕。可嘴里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像破风箱在拉。右半边脸贴在地上,左半边脸朝着天。她能看见一片长方形的天空,灰蓝色,有云慢慢飘过去,云也不急,云有的是时间。
人越围越多。腿,很多腿。牛仔裤,西装裤,花裙子,塑料凉鞋。有个穿校服的小女孩蹲下来,声音嫩嫩的:“奶奶,你疼吗?”
张玉芬眨眨眼。她想说不疼,就是动不了。可话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口上不来也下不去的气。
“是不是中暑了?”有人说。
“不像,中暑脸不歪。”
“打120吧?谁有手机?”
“打了打了,刚打过。”
有个戴金链子的男人挤进来,嗓门很大,像自带喇叭:“都让让!堵这儿干啥?会不会是癫痫?”说着就要来扳张玉芬的肩膀,“得让她侧躺,别噎着!”
煎饼大姐拦住他:“你别乱动!万一是心脏的问题,不能乱动!”
金链子男人讪讪地缩回手:“我这不是好心嘛。”
张玉芬躺在地上,地很凉,凉气已经爬满了全身。她忽然想起姚华小时候发烧,她整夜用毛巾给他擦身子。那时候姚华的小脸通红,嘴唇干得起皮,她就蘸了温水一点点润。现在轮到她躺在这儿,身边围着一圈陌生人,吵吵嚷嚷,像在讨论一件破损的家具——家具破了还能修,人破了,不知道找谁修。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声音,呜呜的,越来越近,像在哭。有人喊:“来了来了!让条道!”
穿白衣服的人蹲下来,翻她眼皮,拿小手电照。光刺眼,她闭上眼。闭眼之前,看见光里飞舞的灰尘,原来光里也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家属呢?有家属吗?”
煎饼大姐说:“她常在这儿摆摊,好像有个儿子……”
“手机,她身上有手机吗?”
有人从她怀里掏出那个布包,翻出个老式诺基亚。绿色的屏幕,边角磕掉了一块漆,像她的人生,也缺了一角。
“最近通话……这个,‘华子’,打这个。”
电话拨通了。张玉芬听见听筒里传来姚华的声音:“喂?妈?”
她想应,可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响声,像风吹过破窗户纸。
穿白衣服的人对着电话说:“你是张玉芬家属吗?你母亲在二中门口晕倒了,情况不太好,我们要送她去第四医院……”
后面的话张玉芬没听清。她被抬上担架,抬起来时,世界颠倒了。天空到了脚下,地面到了头顶。她看见自己的小推车还立在路边,两个包袱歪歪斜斜的,像两个没人要的孩子,在风里站着,等着。
担架推进救护车,门关上的瞬间,她看见煎饼大姐弯腰捡起了什么——是她那顶浅灰色的帽子,上面的小向日葵沾了土,黄得有点黯淡,像过了季节的花。
车开了。□□在转,光影在车厢里扫过来,扫过去,扫得人心里乱。医生在填单子,钢笔尖划在纸上,沙沙的,像下小雨。张玉芬看着车顶,白色的铁皮,有些锈迹,锈迹像地图,不知道通向哪里。
她忽然想,今天进的这些卷子,怕是卖不了了。明天要是还下雨,书该受潮了。受潮的书卖不上价,卖不上价就亏本,亏本就白干了。
穷人的脑子就是这样,到了这时候,算的还是这些鸡毛蒜皮。不是不算大账,是大账算不起,只能算小账。小账一笔笔摞起来,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能有多重?有时候就是一车书的重量,推起来咯噔咯噔响,但你不能停,停了,车就倒了。
医院里,账还没完。
急救楼道里,姚华握着母亲的手,那手凉得像井水,握久了,自己的手也跟着凉。他想说“书车都好好的”,可话堵在喉咙里,变成一阵哽咽。哽咽这东西,上不来下不去,最噎人。护士走进来,探视时间到了。
“家属先出去吧。”护士的声音平板,没有不耐烦,也没有温度,只是陈述一个规则,像念药瓶上的说明书,“ICU有固定探视时间。”
姚华松开手,张玉芬的手指动了动,轻轻勾了他一下。很轻的一下,像羽毛扫过,但他感觉到了。他点点头,退到门外。那扇厚重的门缓缓关上,将母亲和那些嘀嗒作响的仪器留在另一个世界。门里门外,两个世界,中间就隔着一层铁皮,一层玻璃,却比什么都远。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闷气息。几个家属或坐或蹲,脸上是如出一辙的疲惫和茫然。姚华在靠墙的塑料椅上坐下,骨头缝里都透着酸。这才想起来,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他没吃一口东西,没合一眼。不觉得饿,也不觉得困,整个人是空的,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刷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副沉重的躯壳。躯壳还得用,还得跑腿,缴费,签字,说“是”或者“不是”。
就在他盯着对面墙上“静”字出神时——医院最爱贴这个字,可医院最静不下来——余光瞥见走廊尽头出现个人影。那人走得慢,一步一探,像是走不惯这光洁的瓷砖地,也像是怕踩响了什么。姚华起初没在意,医院里走路慢的人多了。直到那人越走越近,停在了他面前,投下一片影子。
是姚建国。
姚华有好些日子没见他了。猛一看,竟有些生分。姚建国还是那副样子,又好像完全不是那副样子。他顶着一头灰白相间的头发,留着一个盖儿头。这发型让姚华莫名想起以前录像厅里看过的香港电影里一个叫“八两金”的演员——不是说长相像,是那种被生活揉搓过后,五官仿佛都有些移位、凑在一起显得格外愁苦的劲儿像。他穿了件分不清原本是蓝色还是灰色的旧夹克,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脚上是双军绿色胶鞋,鞋帮裂了口,露出里面深色的袜子。他没提东西,两手空空,就那么在姚华面前站着,喘着气,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看来又是一路走过来的。从他们家那片老城区走到环湖医院,少说也得两个多钟头。两个多钟头,够想很多事,也可能什么都没想,只是走,走着走着就到了。
父子俩对视了几秒,谁也没先开口。空气凝固了,像冻住的猪油。最后还是姚建国挪开视线,看向ICU紧闭的门,喉结动了动,像咽下了一口很干的东西:“你妈……在里面?”
“嗯。”姚华应了一声,像扔出一块小石子。
“咋样了?”
“手术做了,还没脱离危险。”这话像背书,已经说了太多遍。
姚建国“哦”了一声,声音干巴巴的,像晒裂的豆荚。他在姚华旁边的空椅子上坐下,不是放松地坐,是只坐了半个屁股,腰板挺着,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那是日子染上去的。他身上有股汗味、烟味和一种老房子潮湿木头混合的气味,这气味姚华熟悉,是记忆里的父亲味。
“你咋来的?”姚华问。他知道问也是白问。
“走来的。”姚建国果然这么答,眼睛依旧盯着ICU的门,好像能盯穿似的。“听到信儿,就来了。”他没说怎么听到的信儿,可能是邻居,可能是哪个还在来往的远亲。他没有手机,也不给人打电话,消息总是这么拐弯抹角、姗姗来迟,像过时的新闻。
又是一阵沉默。走廊那头有个女人在低声啜泣,声音压抑着,像漏气的风箱,一抽一抽的。
“医生怎么说?”姚建国又问,还是那个问题,好像多问一遍,答案就能好一点似的。
姚华把跟医生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出血量、手术、可能的偏瘫失语。姚建国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撑在膝盖上的手,慢慢握成了拳,青筋绷起来,像几条挣扎的蚯蚓。
“得花不少钱吧?”他终于问到了这个。人到这一步,最后总得落到钱上,像水总要流到低处。
“押金交了一万,手术费还不知道,ICU一天好几千。”姚华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张与他无关的清单,清单上的数字冷冰冰的,不帶感情。
姚建国没接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裂口的胶鞋尖,好像鞋尖上能看出答案。他从夹克内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个洗得发硬、边缘脱线的旧手帕包。手帕捆得紧紧的,他笨拙地解开,里面露出卷得皱皱巴巴的几十块钱。有一百的,有五十的,更多的是十块五块,甚至还有几张一块的毛票,像一群面值不同的散兵游勇。他拿起那卷钱,手指有些抖,递过来:“就……就这些,你先拿着。”
那卷钱很薄,撑死了也就三四百块。卷得紧,显得更瘦。姚华没接。他看着父亲那张被日光和酒精过早侵蚀的脸,沟壑纵横,像被雨水冲坏了的田埂。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慌。不是生气,不是埋怨,是一种更复杂、更无力的东西,像一团浸了水的旧棉絮,沉甸甸地压在胸口。这点钱,在医院里,连一天的床铺费都不够,连一针好点的药都买不起。
“你自己留着吧。”姚华说。
姚建国的手在半空中僵了一下,随即像被烫到似的缩了回去,脸一下子涨红了,红里透着紫。“你看不起这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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