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中午，太阳大得让人睁不开眼。江都火车站外的市民广场热得发亮，灰白色的地砖晒得像刚出炉的铁板，来往旅人的影子在蒸腾的热气中左右晃动。玻璃门内的冷气格外充足，与门外仿佛两个世界。几个排满人群的检票口上方挂着“文明出行，迎奥运”的标语，胖乎乎的福娃笑得过分卖力，在这种天气里像五块被烤软的彩色塑料。
广播喇叭循环播着列车晚点与进站提示，何序拖着二十四岁的蓝色HelloKitty行李箱，走在一众摊贩吆喝、拉客黑车的喊价、运货平板车碾过地砖的摩擦声中。
他穿着一如往常的黑T黑裤，但下巴上的青色胡茬已两日忘记刮了，与眼下的青色交相掩映。
他又拿出那张用剪贴报纸贴出来的勒索信看了一遍。
“你们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想要朵朵平安，8月5日中午十二点，拿一百六十万现金到火车站换朵朵。敢报警就撕票。”
他焦躁地看了眼手腕上的表盘，距离十二点整还有半个小时。勒索信上只写了地点和时间、赎金金额，却没写交易方式。未知令人忐忑，令人恐惧。尤其是这未知，涉及到一个年仅十二岁的无辜生命时。
他用空闲的另一只手一直握着手机，震动的第一时间，他就拿了起来——不是未知号码，来电人的名字上写着“妈”。
他接了起来，何阿婆洪亮而急躁的声音立即响了起来：
“喂？你到没有？”
“已经到了。”何序看了眼四周，寻找着可能像是劫匪的人，“还没见着人。”
“也许是要等到十二点。”何阿公的声音在旁边响了起来。徐朝颜没说话，但他能想象到她一脸不安站在旁边的情形。
“有情况我会主动联系你们，先不说了。万一有电话要打进来。”何序说。
“行，行——接着人了马上告诉我们。”何阿婆说完，电话很快挂断了。
他继续捏着手机，等待着那个可能打进来，也可能不会的电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何序盯着腕表上的指针，度日如年。秒针、分针和时针在十二交汇的下一秒，他的手机强烈震动起来。他的心像是沉进了水里，又像是被抛上了高空，究竟是更轻松了，还是更沉重了，他难以分辨。
“……喂？”他声音沙哑地接起这个陌生来电。
他听到了模糊的背景音，喧闹、嘈杂，隐约还有音乐。片刻后，一个模糊不清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响起：
“现在开始，听我指令。带着箱子走出大门。”
何序拉着行李箱，按照指示，挤出行色匆匆的人群，站到了热气扑面而来的车站门口。
“我到门口了。”何序说。
“在福娃招牌下，有一辆红色捷达。把箱子放到后备箱里。什么都别说。多一句话，撕票。”
何序的目光左右张望，很快就锁定了那面巨大的福娃广告牌，在牌子下方，一辆红捷达熄了火，停在广告牌的阴影中，紧闭的车窗贴着黑色的膜，看不清车里人的模样。
何序无意识地咽了口唾沫，嗓子像撒哈拉沙漠那样粗糙干燥。
“我要听孩子的声音，确认她还安全。”他低声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但并未马上回绝，何序没有催促，耐心等待，直到手机中传来一阵闷糊的窸窣，一个小小的、带着空气的声音从金属里拐出来，像隔得很远：“……我才不要儿童乐园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随即，那个模糊微弱的声音重新响了起来：
“好了吧？再提要求就终止交易。”那个声音不耐烦地说，“别挂电话，就这样走到红色捷达面前，把钱放后备箱。放了就走，想要你女儿平安回来的话，一个字都不许和司机说。”
“好。我按你说的做。”
何序咬紧牙关，一手拿着手机保持通话，一手握着行李箱的拉手，向广告牌下的红色捷达大步走去。
轮子在地面急促地滚过，咔哒咔哒的声音像小鬼一样追在身后。他走到红色捷达车前，窗玻璃缓缓摇了下去，司机是个中年男人，神色轻松自如，嘴里还在嚼口香糖。他没有下车，只是把后备箱锁“啪嗒”一声打开。
“后备箱给你开了。”司机叫道。
何序把箱子拉到车尾，提着搬进后备箱。他没有立即关上后备箱，而是走到车窗前，将手机放下，在短信界面打了短短一句话：“我是聋哑人，请打字告诉我，这辆车的目的地是哪里。”
他把手机递给司机。后者愣了一下，然后掏出自己的诺基亚，拇指按着按键“滴滴”地敲，过了一会，把屏幕对着他——“滨河公园后门。”
何序看了一眼，对司机点了点头，然后才回到后备箱，重重关上厢门。
“我放好了。我想跟孩子——”他背对着捷达，对手机说道。
“闭嘴。”
他真的闭了嘴，喉咙里只有热气起伏。他转身看了一眼红色捷达，车像一条亮着红尾的鱼滑入车流。
“现在马上离开，回家等待。”
电话被挂断了，冰冷的忙音与当下气温格格不入，何序不动声色地站了一会，往相反方向走去。
蔡岛嘉目送何序挤进涌动的人群，身影被来往的行李箱、胳膊、汗光一点点吞掉。何序最后的那点小动作也被他收入眼帘，他越发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得意——他早就猜到，何序不会束手就擒。
蔡岛嘉把蒙着话筒的棉布揣进衣服口袋，转身将话筒放回小卖部的电话座上，小卖部老板依然聚精会神地看着小电视，丝毫没有将目光落在他身上。
他又拨了一个电话，不一会，一个大着嗓门的声音响起：“喂？”
“啊，我是打你车的那个人，我朋友已经把东西放你车上了吧？”
“放了放了，我现在正在过去的路上呢。”
“你和我朋友说什么了？他说你态度不好。”
“啊？我怎么态度不好了？”司机大叫起来，“他问我车要去哪儿，我都打字回答他了，这还叫态度不好？他是聋哑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哎呀，他就是这性格。放心，我会说他的。”蔡岛嘉说，“对了，不用去滨河公园了，去新桥立交下的旧停车场，把行李箱放在公厕门口你就可以走了。我突然肚子疼，正在里面蹲大号呢。我上完厕所就出来拿。”
“好，知道了。”司机毫无心机地应了下来。
“钱在这。”挂断电话后，蔡岛嘉将一块钱放在几包薯片上，老板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放那儿吧。”
烈日高悬，他的背上早已蒙着一层热汗，将衬衫和皮肤缝在一起。他来不及歇气，钻进停在路边的黄色出租车，一脚油门，驶向城市另一端的新桥立交。
他抢先来到新桥立交下，公厕门前还空空荡荡，蔡岛嘉把头上的帽檐往下压了一点，快步过去，眼角余光扫了一圈——立交柱子有一层旧海报撕过后的糨糊痕，海报边缘卷起来，像被雨泡过；垃圾桶旁滚着一个空饮料瓶，滚到柱脚停住，磕了一下。自从这个停车场荒废后，这里就变成了流浪汉夜晚聚集的地方，白天却像无人问津的鬼城。
他走进散发恶臭的公厕，皱着眉头，用袖口掩住口鼻，等待顺风车司机的到来。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他听到了行李箱滚轮靠近的声音。
“老板，你在吗？”司机大大咧咧地在外面喊道。
“在呢在呢！放门口就行，我马上好了！”蔡岛嘉连忙说。
“行，那我放这儿了啊。”滚轮声停了下来，脚步声接着远去。
蔡岛嘉在公厕里继续等了一会，小心翼翼地探出头。门外已空无一人，这里的臭味让鸟都不愿靠近，更别说人。那个蓝色的HelloKitty行李箱就静静地立在门外，里面是他魂牵梦绕的一百六十万。
蔡岛嘉不顾公厕内的脏污，将行李箱拖入内部。
公厕里的气味重得像一块布被人在水里捂久了，墙上有一条喷泉似的裂纹，裂纹里长出一片黑斑。他把箱子拉到最里面一格，关门，拉上门闩，低头，把拉链向两侧一拉，一捆捆红色的钞票砸入眼帘，他的鼻腔只剩下纸钞的油墨气味，再也闻不到其他干扰。
蔡岛嘉把钱接连搬进带来的手提旅行袋中，他没去数，只凭重量与捆数在心里做快速的加总：十万、二十万、三十万……
旧行李箱空了。他站起身，单手把它按回原状，盖好，拉链合回，像把一张皮覆回骨头。他刚打算走出隔间，犹豫了一下，想起电视剧里警察提取指纹的画面。他把袖子拉到没过掌心的位置，将箱子可能沾到他指纹的地方都擦了一遍。
做完这一切，他才提着旅行袋走出公厕，回到八月的阳光里。
回到母亲家，蔡娟和朵朵像是刚吃完午餐，空气里还飘散着饭菜的香味，朵朵已经坐到了沙发上看电视，蔡娟则直愣愣地坐在餐椅上，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没想。
看见蔡岛嘉开门进入，她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目光下意识地从他的旅行袋上瞥过，又迅速逃开。
“怎么不敲门？吃过午饭了吗？菜还热着，要不要我端出来？”
“我带了钥匙。”蔡岛嘉说，“不用忙乎了，我不饿。”
“小蔡哥哥！给我带麦当劳了吗？”朵朵叫道。
“没呢，我放个东西就出去给你买。”蔡岛嘉说。
他换上拖鞋，拿着旅行袋走进自己房间，思考片刻后，放到了衣柜的最顶上。他转过身时，蔡娟已经站到了房间门口，双手攥在一起，指骨发白，她紧张地望着，但什么都没说。
“别动我的东西。”蔡岛嘉叮嘱道。
“孩子怎么办？”蔡娟的声音低若蚊蝇，她不安的眼神朝客厅扫去——朵朵正盘腿坐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无所事事地换着频道。
“你不用管。”他说，“我先出去一趟，给她买点吃的。”
他站在门口，视线在朵朵和电视之间挪动了一下。朵朵抬起脸，一脸期待：“麦当劳！”
“嗯。”他应了一声，转身出门。
麦当劳距离他家有十五分钟车程，这十五分钟里，他一直在思考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
麦当劳的玻璃门里，香气扑鼻，冷气像不要钱那样开着。现在刚过了最热闹的饭点，柜台前只有一个人在排队，很快就轮到了他。蔡岛嘉随便要了几样常见的东西，点明外带之后，心不在焉地等着店员备齐他的餐点。
要不要杀了朵朵灭口？
朵朵不是什么无人在乎的流浪汉，杀了也就杀了。如果真杀了朵朵，保不齐何家人会和他鱼死网破。到时候警察一介入，各种蛛丝马迹就遮不住了。但是不杀，她回家之后，立马就会知道他利用她来骗取了一百六十万赎金。
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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