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晓站在那栋灰色大楼前，觉得自己像个准备闯军事禁区的不法分子。
她穿着最普通不过的T恤牛仔裤，外面套了件薄外套——但为了“伪装”，又加了条围巾和一顶棒球帽，把脸遮了大半。十月底的天气其实没那么冷，但她一路走来手心冒汗，后背也湿透了。
一半是紧张，一半是……热的。
大楼比她想象中更不起眼。六层高，外墙是普通的灰色涂料，有些地方已经斑驳。没有招牌，没有标识，只有一个简单的门牌号。要不是昨天查过地图确认了三遍，她绝对会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
门口站着两个卫兵。
不是普通小区的保安大爷，是真正的卫兵——站姿笔挺，目不斜视，手按在腰间的装备上。那气势，让杨晓晓隔着二十米就开始腿软。
她停在马路对面，做了三次深呼吸。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但问题是，问题真的很大啊！
她一个普通社畜，要去跟国安局说“我觉得我是非法实验体”，这不就跟跑到警察局说“我怀疑自己是通缉犯”一样离谱吗？
万一他们觉得她在恶作剧，把她抓起来怎么办？
万一那个“清除者”就在附近监视，看到她进去，直接灭口怎么办？
万一……
“没有万一！” 她咬牙对自己说，“最坏就是被当成精神病送医院，或者被灭口。反正躲在家里也是等死，不如搏一把。”
搏一把还有可能活，躲着必死无疑——这是她昨晚失眠时得出的结论。
她深吸一口气，迈开腿。
过马路时差点被电动车撞到。
“看着点路啊！”骑手骂骂咧咧地走了。
杨晓晓没心思道歉，她的注意力全在那栋灰色大楼上。
越走越近，卫兵的目光扫过来。
那目光……怎么说呢，不是凶狠，但锐利得像刀子，能把你从里到外剖开看个清楚。杨晓晓感觉自己的伪装毫无意义——围巾、帽子、低头缩肩，在那种目光下都成了可笑的掩饰。
她蹭到岗亭前，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我……我找……”
卫兵看了她一眼：“什么事？”
杨晓晓咽了口唾沫，感觉喉咙干得发紧。她准备好的台词在脑子里排练了无数遍，但真要说出口时，舌头却像打了结。
“我……我觉得我可能……是个非法实验体……”
话音落下，她等着对方的反应：嘲笑？质疑？报警？直接把她按倒在地？
但卫兵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拿起内部电话，低声说了几句：
“门口有个年轻女性，自称可能涉及非法实验，要求见面……嗯，对……好。”
放下电话，他对杨晓晓点点头：
“进去吧，右手边第一间办公室。”
杨晓晓愣住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盘问，没有核实身份，甚至连身份证都没看？
“我……不用登记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里面登记。”卫兵说，然后重新目视前方，不再看她。
杨晓晓犹豫了一秒，还是硬着头皮走进大门。
院子很干净，停着几辆普通的黑色轿车。楼门口还有一道安检——金属探测门，和机场的差不多。
“请把手机、钥匙等金属物品放进篮子。”安检处坐着个中年女人，语气平淡。
杨晓晓乖乖照做。
过安检门时，机器没响。她松了口气——她身上确实没什么金属物品，除了牛仔裤上的拉链和扣子。
“直走，右手边第一间。”中年女人指了指走廊。
走廊铺着浅色地砖，墙壁刷着白漆，天花板是普通的格栅灯。看起来和任何一家普通单位的办公楼没什么区别。
但杨晓晓能“听”到不同。
她能听到楼里有很多人，脚步声、说话声、键盘敲击声、打印机声……但所有这些声音都隔着一层什么，模糊不清。应该是隔音材料，或者特殊的建筑结构。
她按照指示走到第一间办公室门口。
门是开着的。
她探头往里看——普通的办公室，大约三十平米，几张办公桌，靠墙一排文件柜，窗台上放着两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国安局也流行养绿萝？）。一个穿着灰夹克、看起来四十多岁、相貌平平的男人坐在靠里的桌子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
听到动静，他抬了下眼皮。
“进来吧。”他说，声音不高不低，听不出情绪。
杨晓晓走进去，站在办公桌前，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坐。”男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杨晓晓坐下，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像小学生见老师。
男人放下文件，打量了她几秒。他的眼睛很普通，但目光平静，没有惊讶，没有怀疑，也没有她想象中的审视或警惕。
就像……就像她只是来办个普通的业务。
“你刚才在门口说，你觉得你可能是非法实验体？”他问。
“是、是的。”杨晓晓声音还有点抖。
“具体说说。”
杨晓晓深吸一口气，开始叙述：
三天前的电梯坠落，醒来后的异常听力，那些涌入脑海的声音，医院里的恐慌，回家后的自我怀疑，还有坠落前听到的那句“目标已清除”……
她尽量说得有条理，但难免有些语无伦次。说到最后，她几乎是哽咽着问：
“您……您觉得我是不是……被做了什么实验？或者……我是什么失败品，所以要被清除？”
男人安静地听完，没有打断。
等她说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表格，推到她面前。
“带简历了吗？”他问。
杨晓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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