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补习班设在少年宫五楼。
教室很大，能坐一百多人，但现在只稀稀拉拉坐了三十几个。
教室里坐着的都是各个学校的学生，穿着不同的衣服，但脸上的表情是一样的：疲惫，麻木，眼睛盯着讲台，但目光是散的。
老师在讲解析几何，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像隔着一层玻璃在听。
他在黑板上画椭圆，粉笔摩擦黑板的声音刺耳得让人牙酸。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玻璃很脏，积了一层灰，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像是蒙了一层磨砂膜。
楼下是少年宫的广场，有几个小孩在学轮滑，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
他们的笑声断断续续传上来，被玻璃过滤后变得很遥远。
“断夏？”
我转过头。是陈露。
她坐在我后面两排，朝我挥了挥手，嘴角努力挤出一点笑容。
她瘦了，下巴尖得能戳人，校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像套在一个衣架上。
“你也来这个班了？”我问。
“嗯，我妈说这个老师是重点中学退休的，押题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掰了一半递给我，“吃吗？”
我接过巧克力，包装纸皱巴巴的，大概在她口袋里放了很久。
巧克力有点化了，黏在包装纸上，撕下来的时候拉出细丝。
“你还好吗？”我问。
“就那样。”她把巧克力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每天睡五小时，做梦都在写题，昨天梦见我在考数学，卷子上的字全在动，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
我们靠着走廊的栏杆，栏杆是铁的，刷着绿色的漆，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暗红色的锈迹。
楼下轮滑班的小孩在排队，一个接一个滑过一个矮矮的拱桥。
有个小女孩不敢，站在桥边哭。教练大声喊：“怕什么！摔不死！”
“有时候我真希望摔一跤。”陈露忽然说，“摔重点，摔到骨折，摔到住院。这样就能休息了。”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亮得不正常，像烧到最后的蜡烛。
“别这么说。”我说。
“开个玩笑。”她笑了笑，但那笑容很假，像贴在脸上的面具，“对了，下周有演讲比赛，要参加吗？”
“什么演讲？”
“全市初高中生‘我的理想’演讲比赛，咱们学校有三个名额。”
理想。
这个词最近频繁出现，英语作文，班会主题，现在又是演讲比赛。
“我没什么理想。”我说。
“编一个呗。”陈露耸耸肩，“就说想当科学家，想当医生，想为祖国做贡献。反正他们爱听这个。”
上课铃响了，我们走回教室。
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沓试卷。
“今天小测验，九十分钟，满分一百。”他说，“最后十名，下周加课一节。”
教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叹息，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鸟，集体叹了口气。
试卷发下来，题目很难，比学校的月考难得多。
第一题我就卡住了，算了三遍，三个不同的答案，手心开始出汗，把试卷的边缘都浸湿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旁边的人在飞快地写，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一群老鼠在啃东西。
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点点，照在我的桌子上，试卷上的字在光里反光，晃得眼睛疼。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楼下轮滑班结束了，小孩们被家长接走。
广场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塑料袋被风吹着，在地上打转。
忽然，我看见一个人影。
很熟悉的身影，站在广场边的树荫下，仰着头往上看。
是母亲。
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应该在上班才对。
她也看见了我，我们隔着五层楼，隔着脏兮兮的玻璃，隔着三十米空气对视。
她的脸很小，很模糊，像水里的倒影。
她朝我挥了挥手。
难为母亲眼力这么好。
我低下头，继续看试卷。
但那些字在跳动，在旋转，像一群黑色的飞虫。
考试结束前十分钟，我还有三道大题没做。
我的手在抖，抖得握不住笔。
胃又开始疼了，是那种熟悉的、细细密密的疼。
铃响了，老师收卷。
我交上去的试卷有一大片空白，像雪地里的脚印，走到一半就断了。
走出教室时，母亲在楼梯口等我，她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怎么来了？不上班吗？”我问。
“今天调休。”她把保温桶递给我，“我炖了鸡汤，趁热喝。”
保温桶很沉，我打开盖子，热气扑到脸上，带着鸡肉和药材的味道。
汤很浓，上面浮着一层黄澄澄的油。
走廊里人来人往，都是补习班的学生和家长。
“去那边。”母亲指了指楼梯转角处，那里有个小平台，放着几盆蔫了的绿萝。
我们走过去，我坐在台阶上，母亲站在我旁边。
鸡汤很烫，我小口小口地喝。
汤里有枸杞、红枣、当归，都是补气补血的东西。
“好喝吗？”母亲问。
“嗯。”
“学习累吧？”她伸手想摸我的头，但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最后落在我的肩膀上，“再坚持坚持，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
这句话我边听过无数遍了，像个咒语，念一次，就能让时间往前推进一点。
“刚才考试怎么样？”她问。
“不太好。”
“没事，下次努力。”她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用纸巾擦了擦，递给我，“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我接过苹果，苹果很红，红得像涂了蜡。
楼下传来钢琴声，少年宫一楼是音乐教室，有人在弹《献给爱丽丝》。
弹得不熟练，总是卡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再重复。
“妈妈，”我忽然问，“你小时候有理想吗？”
母亲愣了一下，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闪了一下，又暗下去。
“我们那时候，”她慢慢地说，“吃饱饭就不错了，哪敢想什么理想。”
“那现在呢？你有想做的事吗？”
她沉默了很久。
钢琴声还在响，还是卡在同一个地方。
“我就希望你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她说，“这就是我的理想。”
苹果在我手里转了一圈，表皮光滑，冰凉。
“回去吧。”母亲看了看表，“下一节课要开始了。”
我站起来，把保温桶还给她，汤还剩一半。
“都喝完。”她说。
“喝不下了。”
“那留着，晚上热热再喝。”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像深井里的水。
她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但最终只是说：“去吧，认真听课。”
我转身走回教室，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那里，手里拎着保温桶，站在那几盆蔫了的绿萝旁边，像一株更大的、更憔悴的植物。
下午的课是英语，老师讲完形填空，讲阅读理解，讲作文模板。
她说：“记住这些句型，考试直接套用，至少能拿二类文。”
她在黑板上写：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In conclusion.
我在笔记本上抄。
字母写得工工整整，用的衡水体。
窗外的阳光渐渐斜了，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把教室切成明暗两半。
我坐在明暗交界线上，一半身子在光里，一半在阴影里。
五点钟，补习班结束。
走出少年宫时，天已经快黑了。
冬天的傍晚来得早，才五点，路灯就亮了。
陈露在门口等我，她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摇摇头，“刚才我妈打电话，问我测验成绩，我说还不知道，她说‘不知道就是考得不好’。”
我们并肩走在街上，街边商店的橱窗亮着灯，里面摆着漂亮的衣服，精致的蛋糕，崭新的手机。
玻璃擦得很干净，能照出我们的影子：两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低着头，匆匆走过。
“断夏，”陈露忽然说，“你说，玻璃是什么做的？”
我愣了一下。
“就是普通玻璃啊。”
“不，我是说，”她停下来，看着旁边珠宝店的橱窗，里面有一条钻石项链，在射灯下闪闪发光，“玻璃是沙子做的，普通的沙子，烧一烧，就变成透明的了；但钻石也是碳做的，和铅笔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一个值钱，一个不值钱？”
我想了想：“因为钻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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