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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孙诲所讲述的来龙去脉，事情应当要从东洲212年九月初，时任右佥都御史崔浩的意外身亡说起……
当时裴谢二人都已远走不在朝内，他们俩留下来的几个门生弟子，便成了“裴派”“谢党”两方推到台前的旗帜和靶子，平日里一举一动都颇受瞩目。
因此，当谢林甫的门生弟子崔浩，在雒阳的首阳山上游玩，却失足跌落山崖身死的消息传入京城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无人相信这只是单纯的意外事故。
紧接着，崔浩的葬礼结束后没多久，又发生了谢林甫的门生弟子，崔浩的至交好友和督察院的同僚，褚世诚，忽然因郁证而自尽身亡的事情。
“谢党”这边一下子损失了两面旗帜，自然不可能善罢甘休，立即将矛头指向了“裴派”，认为是有人暗中谋害了两人。
因为褚世诚和崔浩两人彼时都在督察院任职，一位是左佥都御史，一位是右佥都御史，主掌监察内外百官，查有不法，则据实弹劾……因此必定是崔浩和褚世诚查到了“裴派”官员有不法行径，正要举发，才被狗急跳墙的某些人暗害身亡。
“裴派”众人当然不可能承认，为了自证清白，虽然崔褚两家并未上报疑案，刑部、大理寺、督察院等部衙中的“裴派”官员也都在明里暗里调查二人身死真相，但终究没有查出所谓“幕后真凶”。
崔浩为人嫉恶如仇，任职御史期间，的确无意中开罪了不少人，但他之所以为右佥都御史，整日跑到东洲各地监察地方官员，正是因为他热衷于游山玩水，对名山大川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失足跌落山崖有他自家的僮仆为证，并没有什么疑点，崔氏一族也没有提出异议。
而褚世诚的自尽身亡，就更不必多说了，据说是他幼子亲眼目睹褚世诚用刀割开了自己的喉管，根本来不及救治，忠国公褚弼当时找来了几乎全京城的名医，也未能起死回生。
但当“裴派”官员交出这样的答复后，“谢党”官员却始终无法接受，认为“裴派”众人有偏私之嫌，并未尽心尽力调查，而裴荆的门生弟子，大理寺主官庄榷和刑部左侍郎谭则章，更成了“谢党”众人各种找茬弹劾的重点人物……最终，是“谢党”中隐隐被视为第二代领袖的谢林甫之子，时任吏部左侍郎兼内阁次辅的谢钧儒，费心费力居间调停，才将“谢党”官员强烈不满的情绪按了下去。
但……没过多久，这股被压抑的情绪便以更猛烈的反弹爆发了出来。
就在崔浩、褚世诚出事后没多久，东洲212年十月初，裴荆的门生弟子，时任工部左侍郎的季同尘，便被人举发写“反诗”，有公然谋逆之嫌疑。
据说当时是有一封匿名信被投递到了通政司。通政司，掌内外章奏、臣民密封申诉之件，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呈状以闻，无不立达御前。通政司一向是不受理匿名举发的，但毕竟是写“反诗”这样有谋逆嫌疑的大案，通政司使不敢擅专，就第一时间就呈递到了内阁。
本来，“裴派谢党”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这种互相抓小辫子匿名瞎举报的事情数不胜数，内阁按例原路驳回就行了，但却不知为何，偏偏就是这封举发信，却如漏网之鱼一般，夹在一摞奏疏里被一并呈送到了司礼监。
当时，皇帝司马焱已经倦于朝政专心修玄，日常奏疏一概由司礼监代为批红答复，非大事不必报到御前。但司礼监一见竟有人写“反诗”，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立马将那封举发信原模原样呈递给了皇帝，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诗案”。
关于举发信被呈递到司礼监的问题，后来据朝中有名的“闲君子”李贺归的说法，谢钧儒曾私下跟他提及，自己从未在各部衙上呈到内阁的奏疏中见过那封举发信，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夹在奏疏中呈递到了司礼监的……但对于“裴派”众人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狡辩。
前任内阁首辅裴荆出走后，内阁成员刚开始仍以“裴派”官员为主，其中唯二的“谢党”官员，就是内阁次辅谢钧儒，以及内阁大学士赵由典……难道“裴派”官员还会故意害自己人不成？只有谢赵两人有动机。而其中作为被“谢党”众人推为党首的谢钧儒，自然嫌疑最大。
面对朝中“裴派”官员们公开及私下的指责，谢钧儒百口莫辩。关键时刻，还是赵由典顶了上来，称是自己不小心将信放了进去，才堪堪解救了快被众人唾沫星子淹没了的谢钧儒，但赵由典也因此被“裴派”官员们戳了近十年的脊梁骨……真相到底为何，时至今日，仍旧扑朔迷离。
说回来，那封举发信被当今圣上看到之后，立即责令严查，于是工部左侍郎季同尘当天就以谋逆嫌疑人的身份，被北镇抚司紧急逮捕到诏狱受审，随后锦衣卫就到季府进行全方位搜查，并以极快的速度找到了季同尘的众多诗稿文集，效率之高，满朝皆惊。谭则章最先提出异议，不经刑部立案出具驾帖，锦衣卫怎可随意上门抓人搜物？这不符合程序。而司礼监对此的回复只有三个字：“已有旨。”
然后，锦衣卫就继续在季府各处搜查，寻找举发信中提到的那首叫《变朝》的反诗，而另一边，司礼监则将季同尘的众多诗稿文集，尤其那部因裴荆和季同尘共著而颇有盛名的《寒水集》，誊抄数份下发到各部衙，令百官一一检核，查证其中有无“谋逆”嫌疑。
由此引发了“反诗案”中最高-潮的部分。
众所周知，裴荆自己精于写诗，而他的门下弟子季同尘也颇有才情，二人不仅各有代表作，且常与身边的诗友们作诗对答，往复唱和，留下了不少诗篇佳作，大都编进了《寒水集》里，早于东洲士林间广为流传，颇受赞誉……而与二人唱和诗作的诗友们，恰恰大部分都是“裴派”的官员们。
可如今《寒水集》却被作为检核“谋逆”嫌疑的重点……这一下，等于把刀磨好了直接递到了“谢党”众人手里。
此时正值崔褚二人刚出事不久，本就一肚子恼恨的“谢党”官员们又岂会放过这送上门来的好机会？
于是，不管以前如何，一夜之间，“谢党”官员们都突然对诗词研究大起兴致，纷纷从《寒水集》的字缝里寻找蛛丝马迹。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季同尘在某地写的某诗中的某句话有隐喻，明显是在“对朝廷某政策发牢骚”，再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裴派”某人与季同尘唱和的某首诗，某句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也有“对圣上不满，大逆不道”的嫌疑……
更甚者，还有个大聪明干脆一把火烧到了裴荆的身上，直指当年那首文辞瑰丽、精妙绝伦的《望鹤归》中，某句话如果从某角度解释，分明也是在含沙射影，讥讪朝廷，属于大不敬——昔年在东洲朝堂上把权乱政的“阎大将军”若有缘听到这位神人的话，怕不是能气得从棺材里活过来，你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总之，“谢党”众人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从《寒水集》里摘出许多句子进行曲解，一封封“查实有据”的奏折雪片般递上来，到后来甚至直接开列了《谋逆名单》，恨不得借此机会把朝中“裴派”官员一网打尽，统统安上个“谋逆”大罪……而“裴派”众人也没有坐以待毙，立即以牙还牙，纷纷写匿名举发信投递到通政司，直指“谢党”某些人才真正写了“反诗”，附上各种“确凿证据”，并也出具了一份《谋逆名单》。当时，京城各大书肆报房的诗篇集作卖得十分火爆，几乎有洛阳纸贵的现象。
与此同时，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刘保的授意下，镇抚司开始根据两方派系出具的所谓“谋逆名单”，派出锦衣卫到处抓人讯问……
事情越来越离谱，眼看就要发展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字狱，还是谢钧儒站了出来。他一方面与时任内阁首辅夏旸，联手把双方互相攻讦的所有“举发”“查实”相关的奏疏一一弹压封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与司礼监刘保等人的反复磋商，终于将“反诗案”的审理查证一事，从镇抚司手里接了过来，转由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进行三司会审。
随后在谭则章、庄榷等人的多方努力下，问题终于回归到最初的起点，到底季同尘有没有写过一首叫《变朝》的“反诗”？
当事人矢口否认，已刊发的《寒水集》和他未刊发的诗稿中也没有这首诗，锦衣卫也并未在季府搜到其他诗稿，看起来真相已然很清晰，似乎只是有人蓄意诬陷。但紧接着，事情却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刑部在对季同尘所在工部部衙的办公场所进行例行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些之前锦衣卫并未搜到的，遗落在季同尘案桌底下的零散文章，其中恰好有一篇名叫《变朝》的诗稿，经字迹比对，的确像是季同尘的亲笔所作。而更关键的是，这首题名《变朝》的诗作，无论谁人来看，都的确有较重的谋逆嫌疑。
变朝
江山变化无常席，
圣朝推迁有寸心。
莫向尊前谈往事，
又是东篱一段奇。
三司只得对季同尘再次进行审理，而季同尘也再次否认，称并不知道那首《变朝》从何而来。
由于季同尘官声颇有清誉，朝中人缘一向很不错，便有许多“裴派”官员上疏为其分辩，称模仿笔迹并非难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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