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伴走了七年了。
七年，说起来不长，过起来不短。儿女在外地，一个在花城，一个在燕京，过年回来一趟，住几天就走。平时就我一个人，住在这个老小区的底楼，三室一厅，空荡荡的。以前老伴在的时候，嫌房子小，东西多，转个身都费劲。现在呢，到处都空着，说话都有回音。
我养过花。窗台外面那个小花坛，是我和老伴一起砌的，他搬砖，我和水泥。后来他走了，我就自己打理。种了些月季，栀子花，还有几棵葱。月季开得最好的是春天，红艳艳的，一朵接一朵。栀子花是白色的，香，但花期短，开不了几天就黄了。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它们浇水，松松土，剪掉枯叶。它们不会说话，但我知道它们活着。这就够了。
三楼的小陈是个好孩子。
安静，有礼貌，在楼道里碰见了，总是“奶奶好”、“奶奶早”地叫。逢年过节，还会给我送点水果，有时是几个苹果，有时是一盒橘子。不多，但心意在。他搬来有好几年了吧？大概四五年？我不太记得了。只记得他刚来的时候，瘦瘦的，不怎么说话，眼睛里总像蒙着一层雾。听对门的张阿姨说，他以前有个女朋友，没了。唉，现在的年轻人，心事太重。
后来他养了一只猫。狸花的，叫芝麻。
第一次见那只猫，是在楼道里。小陈开门倒垃圾，那只猫在门口探头探脑，毛色亮亮的，眼睛也亮，看到我，嗖一下缩回去了。小陈不好意思地笑：“奶奶，它有点怕生。”
“没事没事，”我说，“猫都这样，认生。”
后来，那只猫开始出现在我家窗台。
一开始我以为是野猫，后来仔细看，毛色油亮，干干净净的，不像在外头混的。再一想，三楼小陈家那只不就是狸花吗？大概是从楼上溜下来的。
它蹲在我的窗台上，隔着玻璃往里看。两只前爪并拢，尾巴卷在身侧，安安静静的，像一尊小雕塑。我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吓了一跳，后来就习惯了。它也不捣乱，不抓纱窗，不踩我的花，就那么蹲着。有时候晒太阳，有时候看我在屋里忙活。我浇花的时候它会歪着头看，我择菜的时候它也看，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它就转过头，看屏幕里的光一闪一闪的。
有一次我开窗，它没跑。就蹲在那里，歪着头看我。
“你倒是不怕我了。”我说。
它眨了眨眼。
我回屋拿了一块馒头，掰了一小块递过去。它闻了闻，没吃。我又换了块面包，还是不吃。后来我想起来，猫是吃鱼的吧？我从冰箱里翻出一小包超市买的即食小鱼干，拆开，递了一条过去。这次它闻了闻，小心翼翼地叼走了。嚼了几下，咽了，然后看我。
“还要？”
它没回答，但往前迈了一步。
我又给了它一条。它吃得很认真，小口小口的，吃完舔舔嘴，用爪子擦了擦脸。
“你倒是不挑。”我笑着说。
它舔舔嘴，看我一眼，继续蹲着。
从那以后，它隔三差五就来。有时候我午睡起来，它已经在窗台上睡着了，团成一团，尾巴盖着鼻子。阳光照着它的毛，棕的、黑的、白的，亮闪闪的，像一匹小小的锦缎。我隔着玻璃看它，心里就软软的。这个家里，好久没有活物了。连只苍蝇都不爱来。
有一次，小陈下楼倒垃圾，看到芝麻蹲在我窗台上，有点不好意思：“奶奶，它是不是打扰您了？”
“哪里的话，”我赶紧说，“它乖得很，我巴不得它天天来。”
小陈笑了，那笑容让他的眼睛亮了一瞬。“它好像挺喜欢您这儿的阳光。”
“那就让它常来，”我说，“我给它留窗。”
后来芝麻真成了我窗台的常客。有时候它自己来，有时候小陈会跟着下来，站在花坛边，看它蹲在我窗台上晒太阳。我们就隔着窗聊几句。他跟我说芝麻又学会了什么新把戏——会用爪子开水龙头啦，会自己开门啦，会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故意踩键盘啦。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让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不像平时那样灰蒙蒙的，是鲜活的，亮堂的。
我跟他讲我年轻时候养过猫，一只大白猫，胖得像个枕头，走起路来肚子都快贴到地上了。那只猫特别黏人，我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连上厕所都要在门口守着。后来它老了，走不动了，就天天趴在我腿上，呼噜呼噜的。再后来，它走了。
“后来呢？”小陈问。
“后来啊，”我顿了顿，“就没了。没再养过。”
他沉默了，眼神又蒙上那层雾。我赶紧岔开话题：“你看芝麻，它打呼噜了。猫在特别安心的时候才会打呼噜。”
他蹲下来，隔着玻璃看他的猫。芝麻在窗台上睡得四仰八叉，肚皮一起一伏，嘴巴微微张着，确实有细微的震动声传出来。他看了很久，嘴角慢慢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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