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倒影病再未蔓延，城市里对水怀有戒心的人却多了起来。
但这并非故事的终结，更像是一个漫长音节的休止符。
入春后，新的异象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渗入了城市的晨雾。
一些独居的老人开始在清晨的窗户上看见身影。
不是倒影病里那种扭曲可怖的脸，而是他们早已逝去的亲人，轮廓模糊，隔着一层白茫茫的雾气，静静地站着，仿佛只是回家看一眼。
医院的心理科将此诊断为集体性的“晨间幻觉综合征”，是灾后应激伴随黎明低光照环境诱发的心理投射。
林工不信。
他走访了七八户出现这种情况的家庭，无一例外，他们都曾是“话审小组”最积极的成员。
更关键的是，所有老人描述的“幻象”出现时间，都惊人地一致——凌晨四点十七分。
这个数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捅开了林工记忆的锁。
那是二十多年前，东区那口被封禁的深井，其配套的工业抽水泵最后一次运行记录上，定格的时间。
“他们冷不冷啊？”一位刚在窗台上放下一杯热水的张老太问林工，她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空无一物的雾气，仿佛能看到那个已经离开三十年的丈夫。
“以前他下井，上来总要喝口热的暖暖身子。”
老人脸上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日常的、宿命般的平静。
她不是在款待一个鬼魂，而是在延续一个被强行中断的习惯。
“让他暖一暖再走。”她喃喃道。
林工喉头滚动，什么也没说。
他没有否定这份虚幻的温情，也没有鼓励。
他只是默默退了出来，在自己的社区管网图上，用红笔将这些“高频出现点”一一标记。
当最后一个点落下，他盯着图纸，后背窜起一股凉意。
所有红点，构成了一条严丝合缝的闭合回路，像是一段永远无法执行到结尾的计算机程序，在城市的地下，日复一日地循环。
与此同时，王主任的“记忆登记计划”在几个老社区悄然推行。
他搬来几张桌子，摆上纸笔，邀请居民自愿记录下那些“反复梦见的事”和“总觉得忘了的话”。
他不设审核，不限内容，只郑重承诺，所有文本都将由志愿者手抄封存于社区档案馆的地下室，永不进行数字化扫描。
这像一个安全的情绪出口。
有人写：“我梦见我们所有人，手拉着手，一起跳进了那口井里，水很暖和。”也有人写下更久远的记忆碎片：“小时候听爸爸说过，那天之后，就再也没人敢提那个名字了。”
三天时间，王主任收到了三百一十四份手稿。
在整理归档时，他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细节。
凡是内容里提及“名字”二字的条目，无论上下文如何，那张纸的边缘都呈现出一种极细微的焦黄色，仿佛被看不见的高温瞬间烘烤过。
他取过一张提及“名字”的手稿，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那灼痕并非来自外部，而是由内而外，像是文字本身在发烧。
王主任的心脏猛地一沉。
他立刻下令，停止所有手稿的誊抄工作，并将所有原始稿件装入一个厚实的军用金属盒中，用铅条密封。
他终于切身体会到沈默为何从始至终都像一个影子，从不留名，也从不让别人记住他的全名。
命名，就是一种召唤。
是一种赋予坐标、锁定目标的仪式。
他们害怕的，从来不是那个存在本身，而是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叫出它的名字。
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深山里，沈默正对着一小片篝火，擦拭着***术刀。
一个本地山民帮他捎来了来自城里图书馆管理员的包裹，是一个小小的黑陶罐。
沈默打开陶罐，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用蜡纸包裹的微型胶片。
他在简陋的帐篷里搭起自制的显影装置，昏暗的红光下，胶片上的图像缓缓浮现。
那是他许多年前在法医中心拍摄的一组照片——东区深井附近冷却池底部的沉积物切片在电子显微镜下的图像。
图像边缘的空白处，被人用一种极细的笔迹，补上了一行字。
“你说它是铅，我说它是泪。”
是林工的字。潦草，却力透纸背。
沈默盯着那行字，良久没有动。
科学分析出的铅、硫化合物超标，在林工的眼中，是无数被压抑、被遗忘的悲伤的结晶。
理性与感性，在这一刻，通过一张小小的胶片达成了和解。
他沉默地走出帐篷，从行囊最深处取出了他仅存的最后一份关键物证——当年那口深井“残响”初次爆发时的原始频谱分析数据。
他没有将其付之一炬，而是找到一块扁平的青石板，用手术刀的刀尖，将那串复杂的数据以摩尔斯电码的形式，一点一点，刻在了石头上。
长划与短点，深浅不一，构成了一组沉默的密码。
做完这一切，他将石板带到通往山下城市的那条山道唯一的岔路口，将其深深埋入松软的泥土之下。
这不是传递答案，而是留下一种提问的方式。
他与这个世界最后的对话，只能如此。
一周后，林工在一次例行巡查管线时，经过那条岔路口，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他拨开浮土，挖出了那块刻着奇怪划痕的石片。
他起初以为是某种地质标记，但石板的质地和刻痕的人工感让他起了疑心。
他将石片带回了泵站的工具间。
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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