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赎罪者的守望：卡尔·施密特博士与渡鸦八十年秘史
1944年秋天，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达豪集中营。
二十一岁的卡尔·施密特站在实验室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他的白大褂下面，党卫军的黑色制服领子露出一截，像一道无法擦去的污迹。窗外，囚犯们正在劳动，瘦骨嶙峋的身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更远处，是冒着黑烟的烟囱。
“施密特博士。”身后传来穆勒教授的声音，“实验体043的数据出来了，神经反应速度提升了百分之三百，但寿命缩短到七十二小时。我们需要改进血清配方。”
卡尔没有回头。他盯着自己映在玻璃上的倒影——金发蓝眼，典型的雅利安人特征，胸前别着帝国研究协会的徽章。三年前，他还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天才学生，怀揣着用科学拯救人类的梦想。现在，他是“乌鸦计划”（Projekt Raben）最年轻的成员，参与着纳粹最黑暗的人体实验。
“教授，”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043号实验体昨天还活着。我给他检查时，他求我杀了他。他说太痛苦了。”
穆勒教授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科学需要牺牲，卡尔。等我们成功了，这些牺牲都会被铭记。想想看——不会疲惫的士兵，不会恐惧的战士，德意志将战无不胜。”
卡尔闭上眼睛。他想起了实验体043的眼睛——那是一个法国抵抗运动成员，被捕前是巴黎大学的数学教授。注射血清前，那人用流利的德语对他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们在创造什么吗？不是超级士兵，是怪物。科学不应该服务于死亡。”
但他能说什么呢？他的父母都在柏林，他的妹妹才十五岁。拒绝参与？那等于自杀，还可能连累家人。
“我去调整配方。”卡尔最终说。
那天下班后，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绕道去了营地的医疗区。那里躺着几十个实验失败的“废品”——有些人四肢扭曲变形，有些人精神崩溃喃喃自语，还有些人已经死了，但尸体还没被处理。
他在一个年轻的苏联战俘床前停下。那个战俘大概十八九岁，左臂被改造成了粗糙的机械结构，金属部件直接嵌入皮肉，接口处已经感染溃烂。战俘还活着，但眼神空洞，像一具还有呼吸的尸体。
卡尔蹲下身，检查伤口。感染已经很严重了，必须截肢，否则会引发败血症。但他知道，穆勒教授不会允许——这个实验体还有“观察价值”。
“水……”战俘用俄语喃喃道。
卡尔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水壶，小心翼翼地喂了他几口。战俘的眼睛恢复了一点焦距，看着他，用生硬的德语说：“谢谢……医生。”
“我不是医生。”卡尔低声说，“我是帮凶。”
那天夜里，卡尔在实验室里偷偷复制了“乌鸦计划”的所有核心数据。他把微缩胶片藏在钢笔里，把纸质记录拍成照片塞进书本夹层。他不知道这些证据将来有什么用，但他知道必须留下——为了那些死在这里的人，也为了将来可能需要的审判。
1945年4月，盟军逼近慕尼黑。“乌鸦计划”紧急撤离，所有实验设备、数据、以及还能移动的实验体被装上火车，准备运往阿尔卑斯山深处的地下堡垒。卡尔被命令随行。
火车在夜色中行驶。卡尔所在的车厢里堆满了木箱，箱子上印着“**Geheim**”（机密）的字样。同车的还有穆勒教授和几个党卫军军官。
“计划有变。”穆勒教授在昏暗的灯光下说，“元首已经……不在了。我们要为自己打算。这些数据和技术，战后会成为抢手货。美国人，苏联人，都会想要。”
一个军官问：“那我们怎么办？”
“把东西藏起来。”穆勒教授压低声音，“在阿尔卑斯山有个秘密观测站，战前就建好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们把核心资料和样本藏在那里，等风声过了，再回来取。”
卡尔假装睡着，心脏狂跳。他终于知道这些火车要开往哪里了。
天亮前，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他们换乘卡车，沿着盘山公路向深山进发。卡尔记得那段路——陡峭，狭窄，一边是悬崖。雾气很浓，能见度不到十米。
机会来了。
当卡车经过一个急转弯时，卡尔突然大叫：“刹车失灵了！”
司机猛踩刹车，但卡车还是向悬崖滑去。千钧一发之际，卡尔“不小心”撞开了车门，抱着一个最重要的资料箱跳了下去。他计算过角度，下面是个缓坡，有厚厚的积雪。
他听到穆勒教授的尖叫，听到卡车坠崖的巨响，然后世界陷入黑暗。
醒来时，他躺在一个山民的小木屋里。救他的是个老猎人，说发现他昏迷在雪地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铁箱子。
“战争快结束了。”老猎人说，“你是德国兵？”
卡尔摇头：“我是医生。”这不算完全说谎。
他在小木屋里躲了两个月，看着山下的世界天翻地覆。1945年5月，德国投降。6月，他在小镇的报纸上看到纽伦堡审判的消息，看到那些熟悉的纳粹高官被押上法庭。
他也看到了关于“乌鸦计划”的报道——盟军发现了部分文件，但核心资料和主要负责人不知所踪。报道里提到了他的名字：卡尔·施密特博士，“乌鸦计划”最年轻的成员，可能已经死亡。
他确实“死亡”了。那个抱着资料箱跳车的年轻科学家，死在了1945年春天的阿尔卑斯山。活下来的，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秘密的赎罪者。
老猎人收留了他，教他打猎、采药、在深山里生存。卡尔改了名字，自称“汉斯·米勒”，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切的普通人。但他没有真正隐居——他去了那个秘密观测站。
观测站建在山腰的隐蔽处，从外面看就像个废弃的气象站。卡尔用记忆中的密码打开门，里面果然藏着“乌鸦计划”的核心：几十箱实验数据，几百份组织样本，还有……十二个还在低温保存中的实验体大脑。
看着那些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大脑，卡尔跪在地上呕吐。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家庭，有梦想。现在，他们只剩下一团组织，被编号，被研究，被遗忘。
他决定留下来。不是继续研究，是看守——防止这些可怕的东西再次重见天日。
第一年最难熬。孤独，寒冷，还有无尽的噩梦。他常常梦见那些实验体的眼睛，梦见自己穿着党卫军制服站在实验室里，梦见穆勒教授说“科学需要牺牲”。
有一次他差点自杀。站在悬崖边，看着下面的深渊，想着一跃而下就能解脱。但最后没跳——因为他想起那个苏联战俘说的“谢谢医生”。也许他的活着，就是对那些死者最后的尊重。
1948年，山里来了不速之客。
那时卡尔已经习惯了山民的生活，胡子拉碴，穿着破旧的猎装，看起来和当地猎人没什么区别。他在设置陷阱时，听到林子里有陌生的脚步声——不是猎人轻巧的步子，是皮鞋踩在落叶上的声音。
他躲到树后，看到三个人走进视野。两个穿着美军制服，一个穿着便装，但气质明显不是普通人。他们拿着地图和指南针，用英语交谈：
“根据情报，应该在这附近。”
“那个德国科学家真的把东西藏在这里？”
“穆勒在审讯中交代了，但他也不知道具体位置。”
卡尔的心沉了下去。穆勒教授还活着，而且交代了观测站的存在。美国人找来了。
他悄悄退回观测站，用最快速度把最核心的资料转移到后山的山洞里，用炸药封住入口。然后回到观测站，等着。
美国人三天后找到了这里。他们撬开门，看到了空荡荡的实验室和那些明显被搬空的箱子。
“有人先来过了。”一个美军军官说。
穿便装的男人——后来卡尔知道他是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的特工——仔细检查了现场，在角落里发现了卡尔故意留下的一本实验日志。日志是德文的，但最后一页用英文写了一行字：
**“这一切应该被埋葬。为了所有死去的人。**”
特工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然后对同伴说：“烧了这里。报告上写：观测站已被废弃，未发现有价值资料。”
他们真的放火烧了观测站。卡尔躲在远处的树林里，看着火光冲天，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他知道，事情没完。美国人不会轻易放弃，穆勒教授可能还在某处活着，“乌鸦计划”的阴影不会因为一场大火就消失。
果然，1950年，卡尔在苏黎世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几个前纳粹科学家在阿根廷成立了一个“生物医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就是汉斯·穆勒。
“乌鸦”没有死，它只是换了个名字，飞到了南半球。
卡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一个人守不住这些秘密，他需要帮助。但谁能信任？美国政府可能想利用这些技术，苏联更糟。他需要一个真正想埋葬这段历史，而不是利用它的力量。
他想到了那些受害者的国家。也许，也许有人愿意为了正义，而不是利益，来处理这件事。
1951年春天，卡尔做了个冒险的决定。他带着部分最关键的证据——包括那些实验体名单和照片——秘密前往巴黎，求见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位前领导人。
会面在一家小咖啡馆的地下室。那位前领导人已经六十多岁，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他看着卡尔带来的照片，脸色越来越苍白。
“这些都是真的？”他声音颤抖。
“真的。”卡尔低下头，“我就是参与者之一。我来，不是为了请求宽恕，是为了把这些证据交给应该保管它们的人。求您，别让这些东西再害人了。”
老人看了他很久，最后说：“德国人，你知道如果我公开这些，你会被送上法庭吗？”
“我知道。”卡尔平静地说，“我应该上法庭。但比起惩罚我，更重要的是确保这些东西永远消失。”
老人被他的诚恳打动了。但他没有答应公开，而是说：“现在公开不是时候。冷战开始了，美苏都在搜罗德国科学家和技术。这些东西一旦曝光，很可能被某大国秘密接收，继续研究。我们需要等，等到世界准备好接受真相的那天。”
他把证据收下了，但给了卡尔一个承诺：“我会保管好。等我死后，会交给值得信任的人。你……回去继续守着吧。也许有一天，会有人需要你的证词。”
卡尔回到了阿尔卑斯山。这次他有了新的目标——不仅要看守物理证据，还要活着，活到能作证的那天。
时间一年年过去。1950年代，卡尔听说穆勒在阿根廷的研究会改名为“普罗米修斯计划”，继续着人体增强研究。1960年代，有传言说美国和苏联都在秘密进行类似的实验。1970年代，一个叫“渡鸦”（Raben）的组织开始在国际黑市上出现，专门倒卖生化武器和人体实验数据。
“乌鸦”复活了，而且变成了更隐蔽、更国际化的“渡鸦”。
卡尔意识到，光守着山里的证据不够了。他需要主动出击，需要了解“渡鸦”的动向，需要阻止他们。
1978年，他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联系中国。
选择中国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中国在二战中是受害国，有足够的道德立场；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相对封闭，技术外流风险小；最重要的是，卡尔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中国的一些科学家正在研究神经修复技术——不是用于增强，是用于医疗。
他在香港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了中国科学院。起初对方很警惕，一个前纳粹科学家主动接触，听起来就像陷阱。
但卡尔拿出了最有力的证据：一份名单，上面是247个在“乌鸦计划”中死去的实验体的姓名、国籍、年龄、职业。每一个名字都是他用颤抖的手，凭记忆写下来的。
“我不求信任，只求你们收下这些名字。”他对中国方面的代表说，“让他们至少被记住。”
中国方面最终派人来了阿尔卑斯山。来的是个年轻的研究员，叫江振华，才二十五岁，但眼神清澈坚定。他看了观测站的废墟，看了那些被卡尔保存下来的资料，看了实验体名单。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江振华问。
“利用这些数据做好事。”卡尔说，“‘乌鸦计划’虽然邪恶，但里面的神经信号研究有医疗价值。如果能剔除暴力控制的部分，只保留修复功能，也许能帮助瘫痪者重新行走。”
江振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需要回去请示。但个人来说……我同意。技术没有善恶，使用技术的人有。”
那是卡尔黑暗人生中的第一束光。有人听懂了他的意思，有人愿意尝试把恶魔的技术变成天使的工具。
1980年，江振华回来了，带着中国科学院的正式授权和一个小团队。他们开始合作，项目代号“凤凰计划”——寓意从灰烬中重生。
那五年是卡尔一生中最充实的时光。他和江振华，还有后来加入的叶真真、林薇，一起从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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