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清晨七点，省儿童医院住院部。
乐乐醒了。经过一夜的休息，孩子脸色好了很多，喉咙的疼痛也减轻了些。林墨用棉签蘸着温水，轻轻润湿女儿的嘴唇——术后二十四小时还不能喝水。
“妈妈，我想吃冰淇淋。”乐乐小声说，声音沙哑但清晰。
“等医生查完房，爸爸就去买。”林墨摸摸孩子的额头，温度正常。
周致远从卫生间出来，已经洗漱完毕，换上了干净的衬衫。他今天要陪林墨去省委，特意穿得正式些。乐乐由外婆来照顾——林墨的母亲昨晚就来了，住在附近的宾馆，早上七点半会过来接班。
七点二十，母亲准时到了。她提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自己熬的米汤。“我来了，你们放心去吧。”
林墨俯身亲了亲乐乐：“宝贝，外婆陪你，妈妈和爸爸去办点事，中午就回来。”
“妈妈要去见大领导吗？”乐乐眨着眼睛问。
林墨笑了：“谁告诉你的？”
“外婆说的。她说妈妈很厉害。”乐乐的小脸上露出骄傲的表情。
周致远也俯身亲了女儿：“等爸爸回来，给你带草莓冰淇淋。”
“要两个球！”
“好，两个球。”
走出病房时，林墨回头看了一眼。晨光透过窗户照在病床上，母亲正在给乐乐讲故事，孩子依偎在外婆怀里，画面温暖而安宁。她的心忽然就踏实了。
上午八点四十分，省委一号楼。
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红砖外墙，拱形门窗，门前有两排高大的雪松。林墨和周致远在门口登记，出示身份证，通过安检。警卫仔细核对名单后，指向主楼：“302会议室，三楼右手边。”
楼道里很安静，深红色的木地板擦得锃亮，墙壁上挂着一些黑白老照片——省委大院的历史影像。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有种庄重的肃穆感。
302会议室的门开着。里面是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能坐十几个人。此刻只有三个人：秦处长，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子，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干部。
秦处长看见他们，站起身：“来了。这位是省委杨副秘书长，这位是政研室李副主任。”
杨副秘书长个子不高，头发花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笑容和蔼：“小林同志，坐。这位是？”
“我爱人，周致远。”林墨介绍。
“周教授，我知道你。”杨副秘书长点头，“徐海研究员跟我提过，说你们夫妻合作搞了个很有价值的社区治理模型。”
周致远有些意外，但还是礼貌地欠身：“杨秘书长过奖。”
大家坐下。工作人员端来茶水。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会议桌上投下整齐的光影。
“小林同志，你的报告我看了。”杨副秘书长开门见山，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十六页的报告，放在桌上。纸张边缘已经有了翻阅的痕迹，有些页面上用红笔做了标记，“写得很实在。没有套话，没有空话，每一句都来自实践。”
林墨的心跳加快了。她看着那份报告，自己手写的标题，打印的正文，此刻放在省委的会议桌上，被一位厅局级领导认真阅读过。
“尤其是第四部分，‘如何建立更科学的评估体系’。”杨副秘书长翻开那一页，“你提出了五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切中了当前基层治理的痛点。”
他抬起头，看着林墨：“但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要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存在，文件里也多次提到要解决。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你有机会参与解决这些问题，你会怎么做？”
问题来了。和秦处长昨天提醒的一模一样：“你想改变什么？”
林墨深吸一口气。她想起昨晚的思考，想起秦处长二十三年的人生，想起幸福家园的点点滴滴。
“杨秘书长，如果我有机会，”她的声音很平稳，“我不会先想着制定新的评估标准，或者设计新的考核指标。我会先做一件事——让真实的声音被听见。”
“哦？具体说说。”
“我会建立一个机制，让像王秀英这样的普通居民，像赵先生这样的社区骨干，像幸福家园这样的真实案例，能够直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林墨说，“不是通过层层汇报的材料，不是通过修饰过的数据，而是通过最直接的对话，最真实的讲述。”
她顿了顿：“因为我相信，政策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专家意见’，而是更多的‘生活真相’。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拒绝收买的真相，一个老工匠在社区重获尊严的真相，一群普通人自己动手改变生活环境的真相——这些真相，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会议室里很安静。杨副秘书长摘下眼镜，慢慢擦拭。李副主任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秦处长微微点头。
“继续说。”杨副秘书长重新戴上眼镜。
“第二件事，”林墨继续，“我会推动建立一个‘容错试错’机制。基层治理需要创新，但创新必然有风险。如果每一个尝试都要保证百分之百成功，每一个项目都要有漂亮的数字，那么没有人敢真正创新。赵小曼的数据造假，根源就在这里——她不敢失败，因为失败意味着全盘否定。”
她想起赵小曼在超市里流泪的样子。那个曾经骄傲的年轻干部，因为不敢失败，选择了捷径，然后失去了一切。
“第三件事，”林墨的声音更坚定了，“我会重新定义什么是‘政绩’。不是建了多少个标准化场地，不是服务了多少人口，不是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而是——激活了多少人的参与热情，培育了多少社区的内生力量，留下了多少能够自我生长的‘种子’。”
她看着杨副秘书长：“这些‘政绩’可能不显眼，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但它们更扎实，更持久，更……像治理应该有的样子。”
说完这些，林墨停下来。她的手心在出汗，但心里异常平静。这些话，是她半年来最真实的思考。无论对方接不接受，她说出来了。
长久的沉默。
然后杨副秘书长笑了。不是礼貌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带着欣赏的笑容。
“秦处长，”他转头看向秦海月，“你培养了一个好苗子。”
秦处长也笑了：“是她自己长出来的。我只是……没把她修剪成别人想要的样子。”
杨副秘书长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林墨面前：“看看这个。”
林墨接过。是一份《关于筹建省基层治理创新实验中心的方案（征求意见稿）》。她快速浏览，越看心跳越快。
方案计划成立一个省委政研室直属的事业单位，按正处级管理。主要职责：一、搭建基层实践与政策研究的直通平台；二、开展治理模式创新实验，建立“容错试错”机制；三、开发新的治理成效评估工具；四、培养基层治理骨干人才……
每一条职责，都和她刚才说的三点——对应。
“这个中心，我们筹划了半年。”杨副秘书长说，“编制已经批下来了，按正处级管理的事业单位。但一直缺一个合适的牵头人。我们需要一个既懂政策又懂基层，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实践能力，最重要的是——相信真实比完美更重要的人。”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林墨：“组织架构、人员配备、办公场地这些硬件都有了，但软件——也就是中心的灵魂、工作方向、具体怎么运作——还是一片空白。我们想请你来负责组建这个中心，把框架搭起来，把工作运转起来。”
空气凝固了。
林墨愣住了。周致远也愣住了。秦处长的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我……”林墨张了张嘴，“我只是个二级主任科员，而且……我的项目刚刚被叫停。”
“我们知道。”李副主任开口了，她是政研室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正因为你的项目被叫停，我们才更清楚你的选择——你没有抱怨，没有放弃，而是把挫折变成了思考，写出了这份报告。这种能力，比任何职级都珍贵。”
杨副秘书长补充：“关于职级，我们了解过你的情况。如果你同意过来，可以按七级职员办理调动手续。但岗位安排上，由你牵头负责实验中心的筹建和初期运作。机构组建完成和未来的发展完善需要时间——现在是想请你先把这个平台搭建起来，把工作启动起来。”
他顿了顿：“等把中心运作起来，机构未来的发展和下一步工作内容，是“创新实验中心”未来的展望。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把设想变成现实的人。”
不是恢复旧职，也不是直接提拔，而是给一个平台，让她自己去开创局面。
林墨感到一阵眩晕。她看向周致远，他也在看她，眼睛里是复杂的情绪——惊讶，骄傲，担忧，还有……支持。
“当然，这个选择不容易。”杨副秘书长语气严肃起来，“你要从零开始组建团队，要面对各种质疑，要在没有成熟经验的情况下摸索前行。而且——你要离开发改委，离开熟悉的领域，来到一个全新的平台。”
他顿了顿：“所以，我们不要求你现在答复。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下周一上午，给我答案。”
会议室里再次安静下来。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位置，照在墙壁上那幅省委大院的老照片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设者们，站在荒地上，背后是刚刚奠基的建筑。
那时他们面对的，也是一片未知。
上午十点半，林墨和周致远走出省委大楼。
秋日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林墨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手里的那份《方案》征求意见稿，纸张很轻，却重如千钧。
“想去哪儿？”周致远问。
“医院。看乐乐。”
车上，两人很久没说话。收音机里播放着轻音乐，主持人用温柔的声音介绍着一首老歌的创作背景。
“你怎么想？”周致远先开口。
“我不知道。”林墨诚实地说，“太突然了。我以为……最多是让我参与某个课题组，或者调到某个业务处室。没想到……”
“没想到给你一个从零开始搭建平台的机会。”周致远接话，“而且这个平台，恰好能实现你刚才说的所有想法。”
是啊。让真实的声音被听见，建立容错机制，重新定义政绩——这些都可以在那个实验中心实现。
“可是……”林墨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这意味着我要离开发改委，离开综合一处，离开秦处长。也意味着……更忙，压力更大，陪伴你和乐乐的时间更少。”
周致远沉默了一会儿。车子在红灯前停下。
“还记得我们前天晚上的谈话吗？”他说，“我们说，未来的选择要一起做，什么对我们这个家最重要，就优先什么。”
“嗯。”
“那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周致远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分析一个学术问题，“如果接受这个工作，对你意味着：实现理想的机会，全新的挑战，但也意味着从零开始的巨大压力。对家庭意味着：我可能要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但你的成就感会让我们全家受益。对我意味着……可能要在同事面前说‘我妻子在筹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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