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末，七、八月之交。

连日的暴雨让永定河水位暴涨，东郊一带地势低洼，成了泽国。

灾情紧急，区里抽调了大量人手奔赴一线救灾。

刘飞这次却没让党建国跟着去蹚浑水，而是把他留在了城区，交给他一项看似平淡却极为重要的任务——

协助筹备即将成立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即后来的街道办雏形，正式成立于1954年）。

这预示着城市基层管理格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城里的管理现状，用一个字形容就是：“乱”！各种名目的委员会林立，党建国粗略一数就有十来个：

治安保卫委员会：抓特务、防**，眼睛瞪得像铜铃。

卫生委员会：管防疫、搞清洁，苍蝇蚊子是公敌。

抗美援朝委员会：动员参军、组织捐献，保家卫国热情高。

妇女代表会：调解家庭矛盾、维护妇女权益，半边天要撑起来。

社会救济委员会：安置灾民、发放救济，雪中送炭不能少。

（还有诸如优抚、调解、文教等等……）

这直接导致了基层“五多”顽疾：

组织多、领导多（婆婆多）、干部兼职多（一个萝卜几个坑）、会议多（天天开不完的会）、工作乱（职责不清互相扯皮）。

老百姓办事像进了迷宫，晕头转向；

基层干部累死累活，疲于奔命。

调整？谈何容易！

这可不是简单的挪挪凳子。

它涉及到的是权力的再分配、利益的再平衡、人情世故的再编织。

有人可能借此机会升一级，坐上更重要的位置。

有人可能要挪窝，离开熟悉的“地盘”。

有人手中的权力会扩大，管得更宽了。

有人则可能被“削藩”，管的事少了，面子也丢了。

暗流涌动，人心浮动，各种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局面乱糟糟的。

刘飞作为实际操盘者，展现了他成熟的**手腕。

他的操作看似简单直接，实则精准有效：

借势“大姐”：

新设立的街道办核心负责人（主任、**等），他力推由区里几位有威望、有资源、手段老练的“大姐”级干部（多为资深妇女干部或转业军人遗孀等）下来担任。

这些大姐们本身就有威信能压得住阵脚，背后往往还有丈夫或家族的资源支持，处理起繁杂的街道事务和人事关系来，手段圆融又不失力度。

稳中求变：

对于原有各委员会的大部分负责人，只要不是特别刺头或能力实在不行的，原则上级别不变，只是整合到新的街道办框架下，担任相应组长或委员。

少部分能力突出、群众基础好的，则顺势提升半级，充实街道办中层骨干。

“送神”清障：

那些能力平庸、人缘差、或者不太听话、总爱唱反调的“刺头”，则被他巧妙地“打包”送到了东郊区——那边因水灾后撤销了原有的“关厢街”建制，新设了7个临时办事处，正确“干活”的人。

这些地方条件艰苦，事务繁杂，远离权力核心，等于是被“边缘化”了。

刘飞此举，既清除了内部不稳定因素，又为新设机构输送了“人手”（虽然质量不高），还卖了东郊区一个人情。

分权释压：

对于更上一级来说，刘飞主动将原本集中在区里的一部分具体事务管理权，随着街道办的成立下放了下去。

这既减轻了区级压力，也顺应了加强基层管理的趋势，上级自然乐见其成。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借势“大姐”稳住了核心。

拉拢大多数原有干部（保级别甚至小提升），获得基本盘支持。

树立小部分骨干（提拔者），培养亲信力量。

打击一小批刺头（发配边缘），清除障碍。

卖了人情（给东郊区送人）。

得了忠心（稳定和提拔的人）。

扔了包袱（刺头）。

分了权给上级交了“答卷”。

最终结果是：基本都满意（或者说至少能接受）：

大姐们有了新舞台；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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