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1日，星期一 | 伦敦，皮姆利科 | 刺骨寒冷，浓雾

忙碌了一天之后总算有时间坐下来整理思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落笔了。

上帝啊，今天真是……一场洗礼。白厅的冬日寒风都没能吹散我脑子里的嗡嗡声。

说到寒风，提前近两个小时抵达协同协调部大楼时，那种湿冷真是刻骨铭心。雾气浓得化不开，裹挟着泰晤士河特有的阴冷，直往骨头缝里钻，裹着厚大衣都觉得无力。

大楼里依然空荡，脚步声在走廊回响，供暖似乎还没完全战胜这栋老建筑的顽固寒气，赶忙通知后勤将暖气阀开到最大。

重新检查过事项卡点去到室外等待迎接大臣时已临近中午，但我在大楼门口站了不到十分钟，手指尖就已冻得发麻，呼出的白气瞬间被寒风撕碎。有些后悔没有穿厚大衣出来，可再想返回办公室去取已经来不及了，心里只盼着大臣的车快点到，好躲进有暖气的室内。隔壁部门的一位文官路过，裹得像个爱斯基摩人，看我的眼神充满同情，大概在想这年轻人为了“体面”——或者说，为了给新大臣一个好印象——连命都不要了。

新大臣是查尔斯·海德阁下，自由党的新星，报纸上总把他描绘得精力充沛、思维跳脱，有时甚至有点……危险的不拘一格。不知道他会不会是个难伺候的主儿？内阁办公厅的PPS候选人名单上有我，我没有筛掉自己，Sir也没有筛掉我，但最终决定权在他。这份差事……希望能成。

给一位新设部门的大臣当首席私人秘书，风险与机遇并存。成功了，履历添彩；失败了，大概就得在某个部委的档案室里默默无闻好几年了。但更重要的，是能在Sir手下工作，尤其是在一个新部门从零开始，近距离学习他如何驾驭这艘新船，是难得的机遇。

这么想着，突然感觉暖和了点——大抵是冻麻木后的回暖幻觉。

11点08分，那辆黑色的奥斯丁公务车终于到了，比预定稍晚了些，但总算没有在唐宁街门口冻僵。我深吸一口气，压下那点新官上任——好吧，是新大臣上任，我还只是个PPS候选人——的紧张感，快步迎上去为他拉开车门。心里默念着流程，祈祷别在关键时刻打哆嗦出丑。

大臣本人比报纸照片上看起来更有活力，穿着棕色羊毛大衣。脸上带着点劳顿和仪式带来的肃穆，但那双眼睛扫过来时，锐利得很，带着审视，也带着好奇。我那句试探性的幽默“早上好，大臣。或者中午好？”似乎没砸在地上，大臣笑了，还伸出了手，一个不错的开端。

按计划做了自我介绍，大抵是被风冻的，不自觉加快了语速……他果然把我的名字连读了，“里拉斯特利爵士”的误会让我差点笑出声，幸好绷住了。赶紧澄清，自然的解释了文官体系里的“Sir”称谓规则，顺势提到自己作为PPS designate的身份，期待为他服务。大臣说“相信我们会相处愉快”时，眼神是认真的。这感觉不坏。

引他上三楼办公室的路上，大臣让我直呼其名，很随和，但也透着政客特有的、迅速拉近距离的精明。我说我还是习惯喊大臣为大臣。保持不卑不亢，这是Sir的要求，也是文官的本分。

推开大臣办公室的门，那张我亲手挂上去的巨大的英国地图挂在北墙，像个沉默而略显威严的旁观者，注视着这片尚待填充的权力真空。过去两天Sir带着我们几个借调来的小团队连轴转，才勉强有了个部门的雏形。效率惊人，但也累得够呛。

我按指示解释了布置简陋的原因，并提到可按他喜好调整。大臣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带着审视，也带着点新奇。他没什么架子，这让人松了口气。他唯一的具体要求就是在办公桌旁那片预留的空地放一块大号可擦写板。这暗示他是个视觉化的、活跃的思考者？一个行动派？我立刻应下。他对其余布置表示“按常规安排就好”，看来不是个过分挑剔细节的人，这点很好。

介绍两扇门时，推开里间门按标准说辞解释了用途。走到连接常秘办公室的门时，我顿了一下，只说明用途，没推开。大臣那句“午餐时间？”的调侃带着明显的试探意味。我只好硬着头皮解释Sir是去领取正式任命函了——这倒是事实，但感觉像是在为上司的不在场找借口。

更棘手的是头衔问题。当大臣追问“是先生（Sir）？还是阿利斯泰爵士（Sir Alistair）？”时，我知道绕不过去了，斟酌了用词，但说完还是忍不住踮了踮脚尖，有点紧张，怕Sir知道我用了“Lord”前缀，即使是在解释他不喜欢的情况下。

然后……那一刻，门开了。Sir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薄薄的文件，铂金色的头发一丝不乱，炭灰色人字纹三件套像是长在他身上一样熨帖。冬日微弱的光线从他身后走廊的窗户透进来，给他周身勾勒出一道冷冽的轮廓。我瞬间僵住了。不是因为他的出现，而是因为大臣脱口而出的那个词：

“Victor？”

胜利者？这称呼从何而来？

Sir向我极其轻微地点了下头——那是给我的信号。我立刻会意，屏住呼吸，将自己缩进背景里，努力降低存在感。心脏在肋骨下擂鼓。

接下来的场景，简直像一场精心编排却又完全失控的戏剧。大臣的震惊、被欺骗的愤怒，一连串的质问砸向Sir。他称呼Sir为“亲爱的观察者”、“亲爱的勋爵”、“卡文迪许勋爵”，话语里充满了火药味和讽刺。我从未见过有人敢这样对Sir说话。

Sir的应对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文官艺术，冷静、精确、滴水不漏。他用“礼仪即规章，规章即礼仪。”那套精妙的同义反复化解着攻击，姿态优雅得像在进行一场高雅的辩论，但字里行间都在无声地划定着权力的边界。

他把大臣的“掌舵者”角色捧得很高，又将文官的角色定义为“确保马车行驶”的“必要部件”。每一句都无懈可击，却又像在两人之间砌起一道无形的高墙。那句“大臣剑之所指，文官之所向。”，听起来是绝对的服从，但在当时的氛围下，却有种冰冷的、程式化的距离感。

当大臣愤怒地质问这个部门是不是“镀金的牢笼”时，Sir那双灰绿色的眼睛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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