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晞传》
苔花(杨静)和她所在的那个圈子,早已将跟踪与“引导”(他们内部对迫害的称呼)视作一套精密运转的系统。在他们看来,这并非出于私怨,而是一项崇高且必要的社会筛选工程。
那个被苏末晞“告状”而失去工作的下午,对苔花而言,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明确的“识别信号”。它像一道探照灯,精准地打在了苏末晞身上,将她标记为“不稳定因子”、“潜在的秩序破坏者”。在苔花和她背后那群自诩为“园丁”的人那套扭曲的逻辑里,这样的孩子,若不在早期进行“修剪”和“引导”,未来必将成为社会的“毒瘤”。
于是,一种漫长而隐秘的“关注”开始了。这远不止苏末晞一人。所有曾在幼年时期,因各种原因(或许是无意的顶撞,或许是展现了过于独立的个性,或许仅仅是某个眼神让“园丁”们感到不适)被标记的孩子,都会自动进入他们的“成长观察档案”。
苔花利用她辗转于各个教育相关机构(哪怕是底层岗位)的机会,像幽灵一样穿梭在这些孩子的成长轨迹中。她会“偶然”出现在他们小学的校门口,记录下他们与同伴的嬉闹;她会“无意间”得知他们升入了哪所中学,甚至通过某些手段,获取他们并不漂亮的成绩单。她像一个耐心的猎人,冷眼旁观着她的猎物在既定的轨道上挣扎。
这个圈子共享着信息,用一套内部的黑话交流着“个案”的进展。他们会定期聚会,在茶香袅袅中,以一种忧国忧民的口吻,讨论着如何“帮助”这些“问题儿童”认清自己的“定位”,如何通过制造适当的“挫折”(比如,让徐梦文成为苏末晞的室友),让他们“自然”地走向社会边缘,避免未来“危害”更大范围的和諧。
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拨乱反正”,是在为社会清除不稳定的砂砾。这种集体性的自我合理化,赋予了他们行为一种扭曲的“正义感”。苔花在其中,更是将这套理论奉为圭臬。因为这套理论,完美地包裹并正当化了她的私人仇恨。
然而,撕开这层“崇高”的外衣,内核依旧是苔花那从未愈合的、流着脓血的童年伤口。
她所有的行为逻辑,都可以追溯回那个被反锁的樟木衣柜。父母用“关禁闭”来惩罚她,告诉她“要找自己的问题”。如今,她成了那个拿着钥匙的人,她用更漫长、更无形的方式,将一个个她选中的孩子,关进名为“社会边缘”的巨大衣柜里。她逼迫他们“反省”,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
她不是在教育,她是在复仇。向所有她认为“不听话”、“敢于反抗”的孩子复仇,因为他们在无意识中,代表了那个曾经弱小、却未曾放弃挣扎的她自己。她无法忍受看到有人可能挣脱她未能挣脱的枷锁。
“淋过雨,所以想把别人的伞撕碎。”——这正是苔花最真实的写照。
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同样经历过童年的风雨,长大后会选择成为那个为他人撑伞的人。因为她内心的雨季从未停歇,那衣柜里的黑暗与窒息早已浸透了她的灵魂。她唯一熟悉的应对方式,就是将更多人拖入她所在的这片泥泞之中,仿佛这样,她自身的痛苦就能被稀释,她那扭曲的“正常”就能得到印证。
她和她背后的圈子,就像一片无声蔓延的毒苔藓,寄生在教育的缝隙里,以“修剪”为名,行扼杀之实。他们制造的悲剧,都被掩盖在“为你好”、“社会筛选”的漂亮幌子之下,直到像苏末晞这样的受害者,开始意识到那始终黏在背上的、冰冷的视线,并决心回头,看清那张隐藏在阴影里、带着疤痕的、满足的笑脸。
苏末晞的外婆,一位衣着朴素但收拾得干净体面的老人,热情地邀请杨老师留下来吃顿便饭。苔花,那时的杨静,脸上挂着职业性的、温顺的笑容,踏进了这个并不宽敞,但充满生活气息的家。
客厅里飘着简单的饭菜香,阳光透过干净的窗户,照在有些年头的家具上。一切看起来平静而寻常。直到,她的目光无意间扫过通往里间的门廊,整个人如同被一道无形的冰锥钉在原地。
那里,靠墙立着一个深棕色的樟木衣柜。
款式老旧,柜门上方雕刻着模糊的缠枝莲纹样,右下角有一块不易察觉的、颜色略深的补漆痕迹……每一个细节,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她记忆最恐惧的地方。
是它。
那个她童年时被无数次反锁进去的衣柜。那个弥漫着樟脑和绝望气味的、黑暗的、窒息的空间。她绝不会认错。
一瞬间,天旋地转。耳边仿佛又响起衣柜门合上的“咔哒”声,眼前是衣柜缝隙里透进来的、那几丝冰冷的光线,鼻腔里充斥着那令人作呕的、混合着灰尘和母亲旧衣服的味道。童年的无助和恐惧如同潮水般将她淹没,她几乎要站立不住。
“杨老师?你怎么了没事吧?”小苏关切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
苔花猛地回过神,脸色苍白,勉强挤出一个扭曲的笑容:“这个衣柜怎么和我家的一样啊?”
她强迫自己移开视线,但那个衣柜的存在,像一片巨大的、无法驱散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房间。她坐立不安地吃完了那顿饭,味同嚼蜡。每一次抬眼,余光都能瞥见那个衣柜,它沉默地立在那里,像一个无声的审判官,揭穿她所有伪装出来的体面,将她打回那个蜷缩在衣柜里、瑟瑟发抖的可怜虫原形。
然而,极致的恐惧过后,一种更黑暗、更汹涌的情绪,如同井喷般爆发出来——是愤怒,是被羞辱的狂躁。
原来如此!原来苏末晞,这个让她丢了工作、看似光鲜亮丽的女孩,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家里用的,竟然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她杨静家里都不屑要的旧衣柜!
“他们只是看起来挺光鲜……”这个念头如同毒蛇,钻进她的心里,“也许其实他们家早就没什么钱,也没什么势力了……这个衣柜就是证明!”
她回想起苏末晞外婆那热情却难掩局促的神情,这个家里简单到近乎寒酸的陈设。所有的线索在她脑中串联起来,编织成一个让她兴奋到战栗的结论:这是一个无人看守的领域,一个可以随意践踏的地方。他们根本不足为惧!
那个曾经象征着她童年噩梦、代表着她绝对无力感的衣柜,此刻在她眼中,变成了对方“虚弱”和“不堪”的铁证。她内心因恐惧而产生的最后一丝顾忌,彻底崩塌了。
之前,她对苏末晞的恨意还夹杂着一点对“未知背景”的忌惮,而现在,这点忌惮烟消云散。她认定了,这个女孩,连同她的家庭,是比她更底层、更可欺的存在。捏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不会有人来帮他们,不会有人在意。
那一刻,在她心里,苏末晞不再仅仅是一个让她厌恶的“问题儿童”,而是变成了一个必须被彻底摧毁、用以祭奠她自身屈辱过去的祭品。
她看着那个衣柜,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乎癫狂的、混合着解脱与恶毒的笑容。
“我捏定你了,我要让你们家里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变成穷光蛋。”她在心里,对着那个看不见的苏末晞,轻声说道。
从外婆家出来,阳光照在她身上,她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只有一种冰冷的、坚硬的决心,如同铠甲般包裹了她。那个童年的衣柜,没有成为警示她勿施于人的纪念碑,反而成了催化她恶念最终成型的、最扭曲的催化剂。
那场家访,从一开始就走在错误的轨道上。
苏末晞的外婆,本着老一辈的处世之道,想为外孙女在幼儿园“铺铺路”。她热情地留杨静老师吃饭,言谈间,不自觉地带上了几分长辈对晚辈、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的语气。
“杨老师是吧,我跟你父母也是认识的。”外婆一边布菜,一边说着,“你们年轻人现在做事不容易,犯点小错也没什么,知错能改就好。”
“认识父母”这四个字,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杨静最敏感的神经。她的父母,是她所有痛苦和屈辱的源头,是她拼命想要摆脱和否认的过去。如今,这个看似和善的老妇人,竟然用这种“我认识你糟糕的父母,所以我比你懂得多”的姿态来“教育”她?
一股混杂着羞耻和愤怒的热流直冲头顶。她强忍着,脸上肌肉僵硬,几乎维持不住那虚伪的笑容。
“原来如此……你们家也不过如此!用的还是我家淘汰下来的旧东西!”她在心里尖啸。外婆之前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在此刻的她看来,成了最可笑的虚张声势。“一个用着我家旧衣柜的家庭,一个认识我那对垃圾父母的人,有什么资格用那种语气跟我说话?你们比我更不堪,更底层!你们在别人那里做狗,在我面前还做起人来了!”
她心中最后一丝因对方“可能存在的背景”而产生的顾忌,被这个衣柜和外婆的态度彻底碾碎了。她认定了,这是一个可以肆意践踏而无需付出代价的领域。
临走时,外婆塞给她一个红包,厚厚的,显然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化解恩怨”,让她不要再记恨苏末晞。
这个举动,在杨静扭曲的解读里,成了对方“心虚”和“试图收买”的铁证。她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用我家的旧衣柜,还想用钱来打发我?
她当时勉强接下了,维持着最后一点表面的礼节。但一离开那个让她窒息的地方,她就毫不犹豫地将那个红包原封不动拿给了苏的妈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这个举动,并非出于善良或骨气,而是她精心计算的、与自己和解的一步。“我把钱还回去了,我就不欠你们什么了,我就还是‘清白’的,甚至显得我很有原则。”她需要用这种形式上的“撇清”,来为自己接下来更黑暗、更毫无负担的报复行为,进行心理上的“赎罪券”。她不想在表面口舌上落下任何话柄,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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