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一出,殿内响起一阵压抑的骚动;官员们交换着眼神,空气中弥漫着惊疑与权衡。
然而,说句实在话,自朱由校登基以来,一连串雷厉风行的清洗、调任与中枢改组,早已将这座庙堂换了一番天地。
如今这朝堂之上,对于“开海”这个话题,反对的声音已经没有嘉靖、万历时期那么激烈和敏感了。那些动不动就高唱“祖制不可违”的顽固派大多已被边缘化或清除出去。
如今立于殿上的中枢重臣,如毕自严(山东人)、熊廷弼(湖广人)、方从哲(浙江人)、李邦华(江西人)、黄克瓒(福建人)、顾秉谦(北直隶人)等,
其籍贯已少有与海外贸易利益深度绑定的江浙沿海士绅,且多为务实干练之辈,已能相对理性地审视“开海”的利弊。
短暂的沉默后,徐光启稳步出列。他并没有盲目的反对陛下的提议,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意见。
“陛下圣明,开海通商,确能利国利民。然臣有一虑,如鲠在喉。我朝海贸,出口多以生丝、茶叶、瓷器、绸缎为大宗。
若彻底放开,利之所趋,只怕沿海百姓,乃至内地民户,会大量弃耕从商,或改田种桑植茶,导致粮田抛荒,危及天下根本。还望陛下慎之。”
朱由校听罢,非但不怒,眼中反而闪过赞许之色:“徐爱卿所虑,乃是老成谋国之言。然,眼光不妨放长远些。
他声音清朗,带着一种开拓者的气度,“大明的粮食若是不够,天下能产粮之地,又何止大明?南洋之暹罗、交趾、占城,乃至更远之地,皆是一年三熟之沃土。朝廷可组织船队,或鼓励民间商队,从彼处购粮输入内地,以丰补歉,平抑粮价。
当然,爱卿所言亦有道理,耕地的根基不可动摇。届时命户部与地方布政使司协同,为各府州县划定‘耕地红线’,凡粮田不得擅自改种桑、茶、棉等经济作物,违者重罚。
同时,须大力在旱瘠之地推广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如此多管齐下,可保粮安无虞。”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肃杀:“至于开海后可能滋生的海盗疥癣之疾……哼,朕的登莱、福建、广东水师,正愁无用武之地!沿岸水师需定期巡弋,强力清剿,以保商路平安,海疆靖宁!
凡未领官凭私自出海、或胆敢劫掠商船者,一律视为海盗,水师拥有临机决断、便宜处置之权;外夷商船,必须在指定港口停泊,接受严密查验,严禁携带军械**入境,窃取国朝书籍、种子出境,违者立即拿下,公示其罪,按《大明律》严惩!”
徐光启仔细思忖片刻,觉得陛下的考虑似乎更为周全,既能开源,亦有防范,便躬身道:“陛下思虑周详,臣暂无异议。”
连徐光启都被说服,其他官员互相看了看,再想想到那数千万两的贸易和数百万两的白银,终于不再犹豫,纷纷躬身表态:
“陛下圣断,臣等再无异议!”
这番顺利,倒是有些出乎朱由校的预料。
但其实在众人看来,当今天子行事虽然常不顾及旧制,魄力惊人,但也并非听不进意见的一意孤行之人。
你要劝阻可以,但必须拿出比他更周全、更有力的理由,否则,就别去撞这个枪口。显然,在“开海”这件事上,陛下已做了万全准备。
“好!既然众位爱卿都无异议,那此事就敲定下来了!”朱由校一锤定音。
“陛下,”毕自严立刻站了出来,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开海定为国策,然具体施行,规模应当如何?开放哪些港口?税收又该如何定制、由何司署征收?此皆需明确章程。”
朱由校显然早有腹案,看着毕自严,朗声道:“毕爱卿问到了要害。开海之事,既定为国策,其中管理乃是重中之重,绝不可再如月港那般小打小闹,亦不能政出多门。”
“朕意新设一衙署,名为‘大明海关税务总局’,专司管理全国海关事务:核发商船出海官凭、查验进出口货物、收缴关税、稽查走私。”
此局独立运作,由朕直接负责,与六部平行,不受地方督抚节制。其下辖缉私船队,由各地水师抽调战舰、兵员组成,专司海上缉私捕盗,保障商路,亦归海关统辖!”
与六部平级!直接对皇帝负责!还有自己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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