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五把去杭州的想法告诉父亲时，张建国正在阳台上晾衣服。他一件一件地把洗好的T恤撑开，挂在晾衣架上，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仔细斟酌的事情。
“爸，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张小五站在阳台门口，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宣传单。
“说。”张建国头也没抬，把一件深蓝色的毛衣挂上去。那件毛衣是王秀兰织的，洗过几次之后变得又软又蓬松，像一团棉花。
“中国美院附中有一个寒假集训营，专门针对初三考生的，一个星期。我想去。”
张建国的手停了一下。他转过身，接过那张宣传单，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的视力这两年下降得厉害，看小字需要把纸拿得很远，胳膊伸得直直的，像在举一面旗子。
“五千？”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李老师说学校可以补助一部分，剩下的我想办法。”张小五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考虑过很多遍的事情，“妈那边我也问问，看看能不能借一点。”
张建国没有立刻回答。他把宣传单折好，还给了张小五，然后转过身，继续晾衣服。他晾完最后一件，把洗衣盆放回卫生间，洗了手，走到客厅坐下。
“小五，你来。”他说。
张小五走过去，在父亲对面坐下。茶几上摊着几张报纸和一本翻了一半的《故事会》，烟灰缸干干净净的——张建国已经戒烟很久了，那个烟灰缸现在的作用是放瓜子壳和果皮。
“你妈上个月汇了一千块，这个月又汇了八百。”张建国说，语气很平，像在算一笔普通的账，“加上你比赛剩下的钱，再加上学校补助的，凑一凑，五千块应该是够的。”
张小五愣了一下。他以为父亲会反对，会说不去，会说太贵了，会说在家画也一样。他没想到父亲已经在帮他算账了。
“爸，你不反对？”
张建国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心疼，不是不舍，是一种更深的、更重的东西，像是把什么很珍贵的东西从自己身上割下来，递到儿子手里。
“爸反对啥？”他说，声音有点哑，“你考美院附中是正事，爸支持。钱的事你别操心，爸想办法。”
张小五的鼻子一酸，但他忍住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想办法”是什么意思——不是去偷去抢，而是从自己的嘴里省。省下买肉的钱，省下买药的钱，省下每一分每一毛，把它们攒起来，变成儿子的路费。
“爸，你别省。”张小五说，“我去了杭州，你一个人在家，该吃吃，该喝喝，别舍不得。”
张建国摆了摆手，站起来，走向厨房。“行了，别啰嗦了，爸心里有数。你赶紧给你妈打电话，问问她能凑多少。”
张小五看着父亲的背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拿出手机，走到阳台上，拨了母亲的号码。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那头传来嘈杂的机器声，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在耳边飞。王秀兰的声音很大，像是在喊：“小五？等一下！妈找个安静的地方！”
机器声渐渐远了，取而代之的是呼呼的风声。王秀兰应该是走到了厂房的门口或者楼顶。
“好了，小五，你说。”
“妈，我想去杭州参加一个集训营，一个星期，要五千块。学校能补一部分，剩下的我想跟你借一点。”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张小五听见母亲轻轻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呼出来，像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要多少？”
“不知道，看学校能补多少。可能还要两三千。”
“行，妈给你凑。”王秀兰的声音很干脆，干脆得不像一个每月只挣两千多块的服装厂女工，“你什么时候走？”
“期末考试之后，一月中旬。”
“行，妈一月初把工资领了就给你打过去。你该订票订票，别耽误了。”
张小五握着手机，指节发白。“妈，你别太累了。”
“累啥？妈不累。”王秀兰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一阵风，“小五，你好好考，考上了，妈这辈子就值了。”
张小五没有说话。他看着阳台上那件深蓝色的毛衣，在风里轻轻摇晃，像一个人在招手。
期末考试在腊月二十结束。
张小五从考场出来的时候，腿是软的。不是因为考得不好，是因为太紧张了，紧张到胃痉挛，手心全是汗，连笔都差点握不住。他把最后一道数学大题做了出来，但不知道对不对，每一步都像是走在悬崖边上，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考得怎么样？”周扬从隔壁考场跑过来，脸上的表情比张小五还紧张。
“不知道。”张小五说，“等成绩吧。”
周扬没有再问。他从书包里掏出一袋牛奶和两个面包，塞到张小五手里。“吃点东西，你脸色好差。”
张小五接过面包，撕开包装，咬了一口。面包很软，很甜，但他嚼着嚼着就觉得反胃，咽不下去。他把面包收起来，喝了几口牛奶，胃里翻涌的感觉才慢慢平息下来。
“张小五，你寒假真去杭州？”周扬问。
“嗯，一月中旬走，集训一个星期。”
“那你住哪儿？”
“集训营包食宿，住宿舍，吃食堂。”张小五说，“李老师帮我都问好了。”
周扬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张小五手里。“这是我妈给你的，她说让你在杭州好好学，别给她丢人。”
张小五看着那个信封，不用打开就知道里面有多少。周扬他妈每次给钱都是这个信封，厚厚的一沓，码得整整齐齐。他捏了捏厚度，大概有两千块。
“周扬，这太多了……”
“多什么多？”周扬瞪了他一眼，“你上次说等我成了大画家还我，这次也一样。等你成了大画家，连本带利还我。”
张小五看着周扬的脸。那张圆圆的、总是笑嘻嘻的脸，此刻绷得紧紧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很亮很亮的光，像是两颗小小的太阳。
“好。”张小五说，“我记着了。”
他把信封收好，和之前那些纸条放在一起。他的口袋里已经有很多纸条了——母亲的汇款单、李老师的推荐信、方老师的电话号码、陈雨桐送的画展门票。每一张纸条都是一束光，在他黑暗的日子里照亮他前行的路。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
张小五五点钟就醒了，没有等闹钟。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听着窗外的风声。风很大，呜呜地吹，像有人在远处吹号角。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一点，然后又翻回来，盯着天花板上的那块水渍。
那块水渍的形状像一个问号。他已经看了它十几年了，从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看。那时候他问母亲：“妈，天花板上那个是什么？”母亲说：“那是水渍，下雨的时候屋顶漏了，留下的。”他又问：“为什么它像一个问号？”母亲笑了，说：“因为它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里。”
现在他知道答案了。那个问号不是水渍，是他的命运——一直在问，一直在找答案，一直找不到，但还是要问下去。
他爬起来，穿好衣服，去卫生间洗漱。刷牙的时候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人瘦得脱了形，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被擦干净的星星。
他笑了。镜子里的他也笑了。
他走出卫生间，父亲已经在厨房了。灶台上煮着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蒸笼里热着馒头，白气从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在厨房里弥漫。张建国站在灶台前，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手里拿着勺子，正在搅粥。
“爸，你怎么起这么早？”张小五走过去，站在父亲旁边。
“你走了，爸一个人睡不着。”张建国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把火关了，把粥盛到碗里，又把馒头从蒸笼里夹出来，放在盘子里。
父子俩坐在桌边，吃早饭。粥很稠，馒头很软，咸菜很脆。张小五吃得很快，因为他要赶火车，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慢了下来，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将是他接下来一个星期里，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吃饭。
“爸，你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他说，声音有点闷。
“爸知道。”张建国夹了一筷子咸菜，放进粥里，搅了搅，“你到了杭州，给爸打电话。每天打一个，报平安。”
“好。”
“听老师的话，别跟人吵架。”
“好。”
“多穿点，杭州那边没暖气，湿冷，比咱这儿还冷。”
“好。”
张建国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他低下头，把碗里的粥喝完了，然后把碗放下，用袖子擦了擦嘴。
“走吧，爸送你。”
张小五背上书包，拉着一个旧行李箱。行李箱是姑姑借给他的，红色的，轮子有点涩，拉起来吱吱嘎嘎地响。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四十平米的老房子——掉了墙皮的墙，有裂纹的茶几，弹簧坏掉的沙发，快死了的绿萝，还有那扇用绳子系着的窗户。
他要把这个画面刻在脑子里，带到杭州去，画在纸上。
“走吧。”他说，像是在对自己说，也像是对这个房子说。
门关上了。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咔嗒一声，锁住了。
张建国走在前面，张小五跟在后面。父子俩一前一后地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六楼、五楼、四楼、三楼、二楼、一楼。每下一层，张小五的心就沉一点，像是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被抽走了，留下一个空空的洞。
走到楼下的时候，天还没亮。路灯还亮着，昏黄的灯光把整条巷子照得像一条金色的河流。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干枯的手指，指向灰蒙蒙的天空。
张小五抬起头，看着那棵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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