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初秋，雅加达华侨学校的校门口挤满了前来报到的学生和家长。黎卓远穿着一身崭新的浅灰色学生装，背着卓安亲手缝制的书包，站在人群中，眼神里满是期待与紧张。这是他来到印尼的第五年，从最初连印尼语都说不流利的懵懂少年，到如今考入当地最好的华侨学校，背后是卓安与林清源的悉心照料，更是他自己日复一日的刻苦努力。
林清源特意放下果园的工作，陪卓远来报到。他拍了拍卓远的肩膀，笑着说：“卓远，以后在学校要好好读书，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别自己扛着。”卓远重重地点了点头，声音坚定：“姐夫，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您和大姐的期望。”
华侨学校是雅加达乃至整个印尼都闻名的华侨学府，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华侨子弟，不仅教学质量高，还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入学第一天，班主任陈老师就对全班同学说：“我们虽然身在异国，但根在中国。希望大家既要学好知识，也要记住自己的身份，将来用所学回报祖国，帮助更多的华侨同胞。”这番话深深印在了卓远的心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努力学习的决心。
开学后的日子里，卓远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在果园的橡胶树下背单词、读课文；晚上做完作业后，还会自学高年级的课程，常常学到深夜。遇到不懂的问题，他要么虚心向老师请教，要么跑去唐人街的书店查阅资料，甚至会在周末缠着林清源，让他讲解数学难题——林清源留过洋，学识渊博，总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帮他解开疑惑。
卓远的刻苦很快有了回报。第一次月考，他就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惊艳了全班，尤其是国文和历史两门课，更是得了满分。陈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他：“黎卓远同学不仅学习刻苦，还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这种家国情怀值得所有同学学习。”同学们也对这个刻苦的少年刮目相看，纷纷向他请教学习方法。
除了学习，卓远还积极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他加入了学校的华侨学生会，担任干事，负责组织爱国宣传活动。每次有活动，他都格外认真，从策划方案到组织实施，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有一次，学生会组织“中国文化周”活动，卓远负责布置展览厅，他特意从家里带来了父亲留下的《蚕桑辑要》、母亲绣的手帕，还有姐姐卓容寄来的新会陈皮，向同学们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家乡的特色。
活动当天，展览厅里挤满了人，同学们围着卓远，听他讲述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当讲到《蚕桑辑要》时，卓远的眼神里满是怀念：“这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书，他曾经在广州开了一家缫丝厂，希望能通过实业救国。虽然厂子后来被战火烧毁了，但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同学们听了，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向卓远学习，铭记家国情怀。
林清源和黎卓安也来参加了活动，看到卓远自信从容的样子。卓安拉着林清源的手，小声说：“你看卓远，长大了，越来越优秀了。要是爹娘泉下有知，一定会很开心的。”林清源点了点头，眼神温柔：“是啊，卓远没让我们失望。以后，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有担当、有作为的人。”
1928年春天，印尼华侨商会联合当地多所华侨学校，举办了一场“华侨少年爱国演讲比赛”，主题为“我的中国心”，邀请了全印尼的华侨学生参加。消息传到华侨学校，同学们都跃跃欲试，卓远也心动了——他想通过这次演讲，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让更多的华侨同胞铭记自己的根。
报名参加比赛后，卓远便将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到演讲稿的撰写中。每天放学后，都会去学校的图书馆查阅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华侨奋斗史的资料，
他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下“家国”“乡愁”“奋斗”等关键词，却总觉得文字里少了些沉甸甸的分量——他虽懂“中国心”的含义，却未曾亲历老一辈华侨下南洋的艰辛，那些流于表面的表述，终究缺了几分打动人心的力量。
林清源看出了他的困惑，在某天傍晚，一家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林清源看着心不在焉用筷子拨弄碗里米饭的黎卓远，他放下手里的碗筷对卓远说：“卓远，要写好‘我的中国心’，光靠书本可不够。明天我带你去拜访两位老华侨，他们在印尼生活了大半辈子，亲身经历过下南洋的苦，他们的故事，才是最鲜活的素材。”
卓远眼睛一亮，连忙点头：“谢谢姐夫！我正愁不知道怎么把演讲稿写得更真实呢。”
大姐感激的看了丈夫一眼，给卓远夹了一筷子青菜在碗里说到“有你姐夫帮忙，这下你可以认真吃饭了吗？吃不好怎么保证头脑精力运作呢，那可写不出好稿子！”
饭桌上气氛再次柔和起来……
第二天清晨，林清源带着卓远先去了唐人街的“老郑茶馆”。茶馆的老板郑阿公今年七十多岁，头发花白，背有些驼，却依旧精神矍铄。他是福建泉州人，十七岁就跟着同乡下南洋，如今在雅加达开茶馆已经五十多年，是唐人街有名的“活历史”。
看到林清源和卓远，郑阿公笑着迎上来，用带着闽南口音的中文说：“清源头，好久没来喝茶了。这位是？”“郑阿公，这是我内弟卓远，在华侨学校读书，准备参加演讲比赛，想听听您当年下南洋的故事。”林清源笑着介绍。
郑阿公拉着卓远的手，让他坐在茶馆角落的老藤椅上，又让堂倌给两人倒上刚泡好的铁观音，茶香袅袅中，老人缓缓打开了话匣子：“要说下南洋，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苦啊。我十七岁那年，家乡闹水灾，地里的庄稼全淹了，爹妈的病也越来越重，为了活命，我只能跟着同乡去南洋找活路。”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那时候钱不够的人，坐的船是最破旧的货船，货舱里放满了货物，大家只能挤在甲板上，不够地方躺，就紧紧靠着坐在一起。船上没有充足的淡水，干粮也在潮湿的环境下慢慢霉变。我们每天只能在吃饭的时候喝一点点水，润润嗓子。有次遇到台风，船摇得像片叶子，好几个同乡没抓稳，直接掉进了海里，连尸首都没找着。”
卓远握着笔的手微微收紧，屏住呼吸认真听着。郑阿公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穿透岁月的力量：“我记得有个叫阿福的同乡，比我小两岁，上船前还跟我约定，到了南洋就一起开个小铺子。可航行到一半，他就得了痢疾，又拉又吐，船上没有药，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越来越虚弱。他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阿平，要是能回故乡，帮我给爹娘磕个头’，我答应了他，可直到现在，我都没机会兑现承诺。”
说到这里，郑阿公的眼眶红了，他用袖口擦了擦眼泪：“我们在海上漂了四十多天，活下来的人还不到一半。到了印尼，日子也不好过。那时候荷兰人在这里当政，华侨处处受欺负，只能做最苦最累的活——去橡胶园割胶，天不亮就起床，拿着割胶刀在树上划，手上全是口子，流着血也得继续；橡胶汁粘在身上，又疼又痒，有些人身上还红肿，喘不过气来人差点就没了；或者去码头扛麻袋，一百多斤的麻袋压在肩上，走一步都喘不过气，一天下来，肩膀又红又肿，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
“那您没想过回中国吗？”卓远忍不住问。
郑阿公叹了口气：“怎么没想过？每年春节，我都会对着故乡的方向磕头，想爹娘，想家里的老房子。可回不去啊！一来一回的船票太贵，我攒了几年的钱，还不够买一张船票；二来，我要是回去了，在这里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家业怎么办？只能咬着牙留下来，盼着有一天，祖国能强大起来，我们华侨在海外也能挺直腰杆。”
他指着茶馆墙上挂着的一幅褪色的油印中国地图，声音里满是深情：“你看这地图，是前几年托人带来的，我每天都要擦一遍。哪里是北京，哪里是福建，哪里是广州，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去年我托人从国内带了一包故乡的泥土，放在枕头底下，闻着泥土的味道，就像回到了故乡一样。卓远啊，你们年轻人要记住，不管在海外待多久，根都在中国，不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卓远把郑阿公的话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字迹里满是沉重与感动。离开茶馆时，他回头望了一眼那幅中国地图，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原来“中国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老一辈华侨用血泪与思念浇灌的信仰。
下午，林清源又带着卓远去了城郊的橡胶园，拜访一位叫林伯的老华侨。林伯是广东梅州人，今年六十多岁，一辈子都在橡胶园工作，如今虽然退休了，却还住在橡胶园附近的小屋里，每天都会去看看他种的橡胶树。
看到两人来，林伯热情地把他们请进屋里。小屋很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一个玻璃相框，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画像，画的是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青年人。“这是我父母和我，是我走的时候，我爹请街上的书画先生来给我们画的。”林伯笑着介绍，眼神里却带着一丝落寞。
“林伯，我们想听听您当年下南洋的故事，给卓远的演讲比赛做素材。”林清源说明来意。
林伯坐在小板凳上，拿起桌上的旱烟，点燃后抽了一口，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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