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黎卓远和于素兰开始为回中国做准备。他们知道，回中国需要很多钱，而家里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只能变卖仅剩的家产。
他们先把家里的家具和电器卖掉，虽然卖不了多少钱，但能凑一点是一点。于素兰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首饰拿出来，那是她结婚时黎卓远给她买的金戒指，还有她母亲留给她的玉簪，这些都是她最珍贵的东西，可现在为了回中国，她只能忍痛割爱。
黎卓远则去唐人街的当铺，把家里的手表、钢笔等贵重物品卖掉，换成了一些金条和银元。金条和银元体积小，方便携带，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能流通，是最好的盘缠。
在变卖家产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是华侨，当铺的老板故意压低价格，一件价值不菲的金戒指，只给了很少的钱。黎卓远试图和老板理论，却被对方嘲讽：“现在华侨都自身难保了，能给你这些钱就不错了，不愿意就别卖！”
黎卓远和于素兰只能忍气吞声，把东西卖掉。他们知道，现在不是计较价格的时候，能凑够回中国的路费，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几天的努力，他们终于把家里的家产变卖一空，换成了十根金条和几百块银元。黎卓远把这些钱财分成几份，给了大儿子黎建国、二儿子黎建业和三女儿黎秀娟各一份，让他们带着这些钱去打拼，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建国，这是给你的，”黎卓远把一份金条和银元递给黎建国，声音哽咽，“你带着妻儿去越南，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是遇到困难，就去找当地的华侨商会，他们或许能帮你。”
黎建国接过钱财，眼泪掉了下来：“爹，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妻儿，等局势稳定了，我一定会去中国看您和娘。”
二儿子黎建业和三女儿黎秀娟也接过钱财，泣不成声。他们知道，这一别，或许就是永别，心里满是不舍和愧疚。
告别那天，家里弥漫着悲伤的气氛。孙辈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院子里玩耍，可大人们却都红着眼眶。黎卓远和于素兰抱着孙辈，亲了亲他们的额头，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学习，以后要记得，你们的根在中国。”
黎建国、黎建业和黎秀娟带着丈夫妻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黎卓远和于素兰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街道尽头，心里满是痛苦和不舍。他们知道，这一别，可能再也见不到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像一把刀，深深扎在他们的心上。
送走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女儿后，黎卓远和于素兰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中国。他们的行李很简单，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常用的药品，还有一些家人的照片，这些是他们唯一的念想。
四女儿黎秀雯、五儿子黎建明和小儿子黎建宁也在帮忙收拾行李，他们的脸上既带着对未来的期待，又带着对印尼的不舍。黎秀雯把自己最喜欢的几本书放进包里，这些书是她的宝贝，她舍不得丢下；黎建明则把自己的大学毕业证和一些奖状放进包里，这些是他在印尼的回忆；黎建宁把自己的玩具和漫画书放进包里，虽然知道回中国可能用不上，但他还是舍不得。
于素兰正坐在窗边缝补黎建宁的校服，针脚细密，每一针都藏着对未来的期许。突然，院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卓远起身开门，看到大姐的儿子林明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折叠的纸条。
“舅舅，我妈让我把这个给您，”林明的声音带着喘息，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滴落在肩膀上，“船已经联系好了，三天后凌晨在雅加达港的三号码头集合，说是一艘去香港的货船，会顺路带难民去广州，船主是华侨，比较可靠。”
黎卓远接过纸条，指尖触到潮湿的纸张，心里既紧张又期待。纸条上用铅笔写着简单的集合时间和地点，还有一句“带足干粮和水，尽量轻装”。他连忙让林明进屋，给了他一条干毛巾，又让素兰端来一杯热茶。“你妈还好吗？去新加坡的船安排好了吗？”黎卓远问道，心里满是对大姐的担忧。
“我妈一切都好，去新加坡的船下周出发，”林明喝了口热茶，缓了缓气息，“我妈说，让您路上一定要小心，到了广州要是联系不上亲戚，就去新会的侨联，他们会帮忙安排住处。还有，船上人多，一定要看好孩子，别走散了。”
送走林明后，黎卓远和于素兰立刻开始最后的准备。他们把仅剩的几件换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又把之前藏起来的金条和银元分成几份，分别缝在黎卓远和于素兰的衣服夹层里——这是他们唯一的盘缠，绝不能弄丢。于素兰还特意烤了十几块红薯干，用布包好放进包里，又装了两水壶的水。
黎秀雯、黎建明和黎建宁看着父母忙碌的身影，心里既兴奋又不安。黎秀雯把自己最喜欢的《唐诗三百首》放进包里，这本书是她在印尼华侨学校读书时老师送的，她舍不得丢下；黎建明则把大学毕业证和一些重要的证件仔细包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空气中的恐慌像受潮的霉斑，在唐人街的每一条胡同里蔓延。林明家那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小房子里，煤油灯的光晕忽明忽暗，映着满屋子散落的旧衣物和打包用的粗布包，空气中混杂着樟脑丸的刺鼻气味与家人压抑的叹息，成了这段动荡岁月里最真实的注脚。
“阿明，把你爹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找出来，还有我那件碎花棉袄，都得洗干净叠好，到了新加坡天该凉了。”黎卓安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正缝补着林明儿子林霄钧的旧外套，针脚比往常密了三倍，指尖被顶针磨得发红，却依旧不敢停歇。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用一根旧木簪草草挽着，几缕碎发垂在脸颊旁，随着低头的动作轻轻晃动，眼神里满是疲惫，却藏着一丝不容错辨的坚定——三天后，他们就要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雅加达，去新加坡投奔远房亲戚，寻找新的生路。
林清源坐在窗边的旧藤椅上，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他和黎卓安，还有刚满月的林明，背景是雅加达港的码头，那时的天空还很蓝，他们的脸上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如今，照片的边缘已经卷起毛边，他的手指反复摩挲着照片上的码头，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卓安，你说我们这一走，还能再回来吗？”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是我们住了几十年的地方，还有你弟弟卓远一家，不知道他们以后该怎么办。”
黎卓安手里的针线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丈夫，眼里闪过一丝伤感，却还是强装镇定：“别想那么多了，现在印尼待不下去了，华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我们去新加坡至少能有条活路。卓远他们……会有办法的，卓远是个有担当的孩子，素兰又懂事，他们一定能撑过去。”话虽如此，她的心里却满是担忧——弟弟的工厂刚被查封，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她这个做姐姐的却要远走他乡，连帮衬一把都做不到，这份愧疚像一块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
林明从外面回来时，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纸包，里面是他排队半个多小时才买到的两斤糙米。“爹，娘，米买回来了，还顺便去码头问了，去新加坡的船票已经订好了，三天后的早上八点，在三号码头登船。”他把米袋放在墙角，擦了擦额头的汗，看着满屋子的行李，心里满是沉重。
陈慧正带着六岁的林苒和四岁的林霄钧整理玩具，林苒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那是林明在她三岁生日时买的，娃娃的胳膊已经缝补过好几次，却依旧是她最宝贝的东西。“娘，这个布娃娃能带上船吗？我不想把它留下。”林苒仰着小脸，眼里满是期待。陈慧蹲下身，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能，咱们把它放进布包里，一起带到新加坡去。”
林霄钧则抱着一个木头汽车，那是黎卓远在他两岁生日时亲手做的，车身已经被磨得光滑，他紧紧抱着汽车，不肯松手：“这是舅公做的，我要带着它，到了新加坡，我还要给舅公写信，告诉他我很想他。”
看着孩子们天真的样子，林明心里满是愧疚。自从印尼局势动荡，他失去了果园，家里的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孩子们想吃块糖都成了奢望，更别说买新玩具了。他走到陈慧身边，轻声说：“辛苦你了，跟着我受苦了。”陈慧摇了摇头，握住他的手：“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不管多难，我们都一起扛。到了新加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接下来的两天，一家人开始紧锣密鼓地收拾行李。他们的行李很少，只有四个粗布包，却装下了一家人所有的家当。黎卓安把家里仅有的几件值钱物品——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对银手镯，还有她结婚时林清源母亲送的玉簪，都小心翼翼地包好，放进最里面的布包夹层里。“这些都是念想，到了新加坡，要是实在过不下去，还能当点钱。”她一边包一边说，声音里满是不舍。
林清源则把家里的旧账本、照片和一些重要的证件都整理好，放进一个铁皮盒子里。他翻出一张新加坡亲戚的地址，反复确认上面的字迹，生怕到了新加坡找不到地方。“这是你表叔的地址，在新加坡的唐人街，他在那里开了家小杂货店，我们到了先去找他，总能有个落脚的地方。”他把地址递给林明，再三叮嘱，“一定要收好，别弄丢了，这是我们在新加坡唯一的依靠。”
林明接过地址，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像握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开始收拾自己和陈慧的衣物，大多是旧衣服，却都叠得整整齐齐。陈慧则把孩子们的衣服分类打包，每件衣服上都缝着一块小布条，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怕到了船上弄丢。
收拾行李的间隙，黎卓安总会走到窗边，朝着卓远家的方向眺望。她知道，弟弟一家此刻也在经历着同样的困境，却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阿明，明天你去趟你舅舅家，把这个给他们送去。”她从布包里拿出一小袋红薯干和几块银元，塞到林明手里，“这是我们仅剩的一点东西，让他们也能有点接济。告诉卓远和素兰，到了新加坡我们会给他们写信，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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