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早晨，秦科长如约来找林晏。
“今天带你去见几位同志。”秦科长说，神色比平时严肃些，“主要是总参作战部和教育委员会的同志。他们对你的教材很感兴趣，但……也有些不同看法。”
林晏心里一紧：“不同看法？”
“主要是关于‘时间战理论’这部分。”秦科长推了推眼镜，“有些同志认为，这过于强调技巧和计算，可能削弱战士们的革命意志和牺牲精神。战争嘛，说到底还是人的对抗，是意志的较量。”
这话林晏在连队时也听过类似的质疑。陈指导员就曾说过：“打仗靠的是不怕死，搞那么多弯弯绕绕有什么用？”
“我明白了。”林晏点点头。他知道，今天可能不是简单的汇报，而是一场辩论。
两人穿过延安狭窄的街道。路上，秦科长简单介绍了今天要见的几位同志：
“李参谋，总参作战部的，老红军了，打过五次反围剿，长征过来的。他实战经验丰富，但思想比较传统，对‘洋理论’不太感冒。”
“王主任，教育委员会的，早年留学日本，懂军事理论，也重视教育。他可能会从教学角度提问题。”
“还有一位张政委，是政治部的。他更关心思想导向问题。”
都是重量级人物。林晏感到肩上的压力又重了几分。
会议地点在凤凰山下一个较大的窑洞里。窑洞被改造成了会议室，墙上挂着巨幅的作战地图，桌上铺着白布，摆了几只粗瓷茶杯。虽然简陋，但气氛庄重。
林晏和秦科长进去时，三位同志已经到了。李参谋五十多岁，脸庞黝黑，有很深的皱纹，一看就是常年风餐露宿的老兵。王主任四十出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张政委则是个精干的中年人，目光锐利。
“这位就是林晏同志。”秦科长介绍道。
林晏立正敬礼：“首长好。”
“坐吧，林晏同志。”李参谋指了指凳子，声音洪亮，“听说你从山西前线来，还带着一套新教材。不容易啊，年轻人。”
这是客套，但林晏听出了背后的审视意味。
会议开始。秦科长先简要介绍了林晏的背景和教材的编写过程，然后由林晏做主要汇报。
林晏站起身，走到墙边。他没有用讲稿，而是指着地图，从最实际的问题开始：
“首长们，我在前线半年，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的战士不怕死，但很多牺牲本可以避免。”
他顿了顿，看到李参谋的眉头皱了一下。
“举个例子。上个月，我们团侦察连在杨庄附近损失了三个战士。事后分析，他们是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路线侦察，被敌人预判并设伏。这不是战士们的错，是我们在训练中，没有教会他们‘时间随机性’的重要性。”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训练有问题？”李参谋直接问。
“不是训练有问题，是训练内容需要更新。”林晏坦然面对他的目光，“岛国军已经在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我们的行动规律。如果我们还按照‘早晨出发、傍晚返回’的老模式，就是在送死。”
“那你的‘时间战法’具体是什么？”王主任问。
林晏回到桌边，拿出几页手写的图表——这是他昨晚准备的。
“简单说，就是打破规律，制造混乱。比如侦察时间，不要固定，要用抽签、掷骰子、看云彩形状这些随机方法决定。比如行军路线，要准备三套方案，临出发前才决定用哪一套。比如联络暗号，要每天更换，而且更换规则本身也要随机。”
李参谋盯着图表看了很久：“这些东西……战场上来得及用吗？打仗讲究的是果断，是雷厉风行。你搞这么多弯弯绕绕，不会贻误战机？”
这个问题很关键。林晏早有准备：
“李参谋，这正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随机不是混乱，而是更高层次的秩序。我们通过训练，让战士熟练掌握几套随机选择的方法，就像练刺刀要练到形成肌肉记忆一样。真正用的时候，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执行。这不会贻误战机，反而会让敌人无法预判我们的行动，为我们赢得主动权。”
他举了个例子：“王家岭战斗中，我们连就是用随机时间发起攻击，打乱了敌人的防御节奏。如果我们按常规拂晓进攻，敌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伤亡会大得多。”
王家岭战斗在团里是有记录的，李参谋显然知道。他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继续。”
接下来两个小时，林晏系统地介绍了教材的五册内容。从基础的观察方法，到情报分析框架，再到时间战理论，最后是群众工作和思想建设。他尽量用最直白的语言，结合具体战例，避免空谈理论。
过程中，三位同志不断提问、质疑、争论。
张政委最关心思想问题：“你强调技巧和方法，会不会让战士们产生侥幸心理，觉得靠聪明就能打胜仗，从而削弱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
林晏回答：“政委，我认为革命精神和科学方法不是对立的。战士们不怕死，但我们指挥员有责任让他们死得有价值。教他们更好的方法，不是让他们怕死，是让他们能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一个活着的、有经验的老兵，比十个牺牲的新兵，对革命的贡献更大。”
这话说得有点尖锐，但张政委没有生气，反而若有所思。
王主任从教育角度提了很多实际问题：教材的适用性（对不同文化程度的战士）、教学方法（如何避免教条化）、后续修订机制等等。林晏一一回答，有些问题他已经在实践中遇到过，有些则是新思考。
“林晏同志，”王主任最后说，“你的教材体系很完整，思路也很清晰。但我担心一点：它是不是太‘系统’了？战争是瞬息万变的，再好的系统也赶不上变化。如果战士们机械地照搬教材，会不会反而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
这个问题戳中了林晏最深的忧虑——他已经在七连看到了教条化的苗头。
“王主任，您说得对。”他坦诚地说，“这正是我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教材是工具，不是圣经。我在前线时，就发现有些连队把教材当成了固定流程，死板执行。所以我后来增加了‘灵活运用’的培训，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
“怎么变通？”李参谋问。
“我总结了一个‘三问法’。”林晏说，“遇到任何战术选择，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个选择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第二，敌人最期待我做什么？第三，有没有敌人想不到的第三种可能？这三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目的是打破思维定式。”
窑洞里安静了片刻。
“这个‘三问法’……有点意思。”李参谋缓缓说，“听起来简单，但抓住了要害。打仗，很多时候就是猜对方在想什么，然后反着来。”
“对。”林晏松了口气。李参谋能理解，这很关键。
会议持续到中午。勤务员送来了午饭——小米饭，白菜炖豆腐，还有一小碟辣椒酱。五人就在会议室里边吃边继续聊。
气氛轻松了许多。李参谋开始讲长征时的故事，讲他们如何用土办法破解敌人的围追堵截。王主任则谈起在延安办学遇到的困难——没有教材，就自己编；没有教室，就在露天上课；没有纸笔，就用木棍在地上写。
“所以说啊，林晏同志，”李参谋吃完饭，抹了抹嘴，“你的教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材背后的那种精神——面对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的精神。你把这种精神教给战士们，比教什么具体战术都有用。”
这话让林晏心头一震。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这半年来做的，不只是在传授知识，更是在传递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不依赖权威、不迷信经验、敢于质疑和创新的思维方式。
而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正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
饭后，会议进入最后阶段：对教材的评估和后续安排。
“林晏同志，你的教材体系，总参和教育委员会原则上同意在内部试用。”王主任正式宣布，“但有几个要求。”
林晏坐直身体。
“第一，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比如抗大的侦察专业班，以及两个前线团。收集反馈，不断完善。”
“第二，你要参与教材的修订和教学。教育委员会打算在抗大开设一个‘特别战术研讨班’，由你担任□□之一。”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王主任看着他，“你要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和我们党的军事思想、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不能就技术谈技术，要讲清楚，这些方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战争，是为了最终的革命胜利。”
林晏郑重点头：“我明白。”
“那好。”李参谋站起身，“林晏同志，欢迎你到延安工作。前线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延安也需要。好好干，但记住——理论再好，也要经得起战火的检验。”
“是！”
会议结束。秦科长送三位首长离开，林晏独自在会议室里整理材料。
阳光从窑洞的窗户斜射进来，在粗糙的泥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飘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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