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日，早上九点。
徐寄遥走进客厅的时候，应宽已经在了。他盯着屏幕，眉头微皱。
“寄遥，你看这个。”
徐寄遥走过去，看到后台的统计数据。
日订单量：2537单。
她愣了一下。
“两千五了？”
“对，”应宽说，“而且你看这个分类。”
他调出一张饼图。
网暴类订单：634单，占比25%。
徐寄遥盯着那个数字，沉默了几秒。
“四分之一。”
“嗯，”应宽说，“每四个来找我们的人，就有一个是被网暴的，这个比例还在上升。”
吴小糖正好推门进来，听到这句话，皱起眉头。
“怎么这么多？”
俞彩虹跟在后面，放下包，看了一眼屏幕。
“网络时代的副作用，”她说，“表达的成本变低了，攻击的成本也变低了。”
徐寄遥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写下几个字：
【网暴 25%】
她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这不是暂时现象，”她说，“这是趋势。”
/
下午两点，吴小糖从外面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三十出头的样子，穿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头发扎成低马尾。五官清秀，但脸色很差，
她站在门口，没往里走，只是往里张望，
“寄遥姐，”吴小糖说，“这位老师说要找‘以德服人’。”
徐寄遥抬起头，看着她。
那女人的眼神躲闪了一下，然后又鼓足勇气对上徐寄遥的目光。
“我是‘以德服人’，请坐吧。”徐寄遥指了指沙发。
那女人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只坐了三分之一，整个人紧绷着。她的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最后紧紧攥住随身带的包包带子，指节发白。
吴小糖倒了杯水递给她，笑着说：“我是‘金刚芭比’。”
女人一愣，挤出一个浅笑，小声说了句谢谢，接过水杯握在手里。
“我是代吵APP的创始人，徐寄遥，”徐寄遥在她对面坐下，“您怎么称呼？”
那女人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划过木板：
“我叫罗贝妮。”
她顿了顿，眼眶红了。
“我偶然看到了你们的APP，就冒昧找过来了。”
徐寄遥没有急着问，只是看着她。
罗贝妮的手在发抖，水杯里的水跟着轻轻晃动。
“您慢慢说，”徐寄遥说，“不着急的。”
罗贝妮点点头，又深吸一口气，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她开始说：
“我是启元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师。”
“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领导，”她开口，声音很轻，“叫张凌烽。”
她顿了顿。
“前不久，他刚当上我们院的院长。”
俞彩虹本来在角落里看书，听到这个名字，抬起头。
“张凌烽？”她问，“启元大学社会学系的张凌烽？”
罗贝妮愣了一下，看着俞彩虹。
“您认识他？”
俞彩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放下书，走过来在罗贝妮旁边坐下。
“嗯，我以前在高校待过，听说过张凌烽，”她说，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你好，罗老师，我在代吵APP叫‘局内人’，俞彩虹。”
“您好，俞老师。”罗贝妮点点头，继续说下去。
但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
“事情要从去年年底说起。”罗贝妮说。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述一段不愿意回忆的往事。
“去年12月初，学校官网发了一条消息：社会学系副院长张凌烽教授，凭借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成功当选社会学系院长。”
“我当时看到消息，很为他高兴，我导师当副院长多年，两次晋升院长都没评上，就是因为最近五年，他始终缺乏有份量的学术研究。”
她低下头，盯着手里的水杯。杯中的水已经不再晃动，但她的人还在抖。
“所谓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就是他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代际贫困的传递机制与破解路径》，那是社会学领域最顶级的期刊之一，发一篇够吃十年。”
“当时，媒体广泛报道，说这篇论文‘揭示了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机制’‘为解决贫富差距提供了理论依据’‘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论文发表以后的那段时间，导师接受了好几家主流媒体的采访，风头一时无两。”
“然后我点开了那篇让他当选院长的论文。”
“我读着读着，感觉到不对劲。”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
“论文的核心观点、研究方法，都让我觉得……眼熟，非常眼熟。”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
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确认自己真的要说出这句话。
“那是我2020年写的一篇论文。”
工作室里安静了一瞬。
吴小糖的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
徐寄遥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俞彩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她的眼神变得更深了。
罗贝妮从包里拿出一个平板电脑，动作很慢，像是拿着什么易碎的东西。
“这是我的原始论文草稿，2020年3月完成的，题目叫《底层社会代际贫困的形成机制——基于中部某省三个贫困村的田野调查》。”
她翻出一份文档，递给徐寄遥。
“这是我导师去年发表的论文，我从知网下载的。”
她又翻出另一份文档。
徐寄遥接过去，并排放在茶几上。
吴小糖凑过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我看不太懂，但这确实……挺像的？”
俞彩虹接过去，认真看了几分钟。
她的目光在两篇论文之间来回移动，像一台精密的扫描仪。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罗贝妮。
那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愤怒，而是某种更深沉的、经历过类似事情的人才有的理解。
“核心观点完全一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关键不在于经济资源，而在于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研究方法一模一样：三年跟踪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最后提炼出‘贫困文化再生产’的理论模型；连田野调查选的点，都是同一个省份的三个贫困村。”
她顿了顿。
“罗老师，这不是巧合。”
/
罗贝妮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但她没有出声，只是任由眼泪划过脸颊，滴在衣襟上。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她的声音沙哑，“我反复对比了好几遍，越对比越确定。”
“我在学校已经待了八年，那是我从2019年到2020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出来的博士毕业论文，当年我博二，为了那篇论文的研究，在那三个村子里待了半年，吃住都在老乡家，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冷得睡不着，我用光了所有的积蓄，就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
她说着，眼泪流得更凶。
“论文初稿写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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