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天光澄澈，风里没有一丝阴雨的湿气。
东区废弃深井的遗址，早已被疯长的荒草彻底吞没，只剩一个水泥浇筑的井口，像一块沉默的墓碑。
林工站在井边，身后跟着十几个年轻的市政管道维修工。
他们大多是新面孔，脸上带着几分被强行拉来参加某种古怪团建活动的茫然与不情愿。
他们没带任何勘探设备，也不许拍照录像。
林工给每人发了一样东西——一面巴掌大的小圆镜。
“站好了，围成一圈。”林工的声音平静而有力，不容置疑。
年轻人们依言散开，将黑洞洞的井口围住。
林工看了一眼手表，沉声道：“现在，把阳光对准井里。”
十几道雪亮的光斑瞬间聚焦，争先恐后地跳入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暗。
光线在井壁上短暂地勾勒出潮湿的纹路，随即被更深沉的虚无吞噬。
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试图探头去看井底究竟有什么。
阳光被一次次投喂进去，却没有任何回响，仿佛一场徒劳的献祭。
空气中只有风拂过荒草的沙沙声，和远处城市传来的模糊噪音。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整整七分钟。
根据二十多年前那份尘封的事故档案记载，从工业抽水泵因不明原因停止运转，到第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通过通讯系统传出，不多不少，正好是七分钟。
“好了。”林工抬起手。
光斑们应声消失，井口重归幽暗。
一名胆子大的新人终于忍不住开口，他的声音在空旷的野地里显得有些突兀：“林工，咱们……就干这个？这井这么邪门，按我说，直接调台工程车来，用水泥给它彻底填实了，一了百了。”
林工闻言，只是摇了摇头，目光落在井口，像在看一个老朋友。
“井不需要被消灭，”他缓缓说道，“它需要被记住的方式。”
他从腰间解下那面曾被他亲手用酸液浸泡过的医用喉镜，镜面在岁月的侵蚀下布满细微的划痕，却依然能映出破碎的天光。
他没有再将它投向深井，而是转身，在井口旁一棵歪脖子老树的树杈上，用铁丝将它牢牢挂好。
风吹过，喉镜轻轻摇晃，将一小片一小片的阳光，漫不经心地洒在周围的草地上。
“以后再来这里，”林工对所有人说，“不用带镜子了，带问题来就行。”
百米之外，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沈默放下了手中的高倍望远镜。
阳光落入井口又反弹而出的景象，在他眼中，像一次次无声的听诊和确认。
他看到林工他们并非在驱散黑暗，而是在丈量黑暗，承认黑暗。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穿上白大褂，面对冰冷僵硬的死者时，内心也曾有过类似的冲动。
他用解剖刀划开胸腔，暴露脏器，并非出于猎奇，而是渴望听到那一声“真实”的回响，渴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逻辑链条的闭合。
可现在，他看着那口被阳光反复“叩问”的深井，忽然明白了。
真正的解剖，不是切开一具不再言语的尸体，而是亲手切开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唯一确定性”的执念。
科学不是答案，它只是最优化的提问方式。
他从背包最深处，取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最后一件、也是最初的一件关键物证——那枚透明的，用环氧树脂封存着东区深井沉积物微型胶片的听诊器。
金属的听头在林间的光斑下泛着冷光。
他没有砸碎它，也没有将它埋葬。
他只是走到一棵巨大的老樟树下，将听诊器轻轻地放在盘结突起的树根之间，然后用手拢过一层厚厚的落叶，将它盖住。
王主任正式辞去了他在社区的所有职务，搬进了南区老巷一间临街的小屋。
他彻底成了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老人。
每天清晨，他会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旧三轮车出门。
车上没有商品，只有几摞用再生纸手写印刷的传单，几瓶供给路人的清水，和一块半人高的移动黑板。
他不再宣讲任何“应该相信什么”的理论，也不再组织任何“必须参加”的活动。
他只是随意地在某个巷口、菜市场边或者小公园旁停下，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问题。
比如今天，他写的是：“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他晚上总看见窗外有个白色的影子，你会先做什么？”
路人可以驻足观看，可以在他提供的便签纸上写下自己的答案，也可以直接走开。
他只负责记录，从不评判对错。
起初，人们只是好奇地围观这个古怪的老头。
但渐渐地，有人开始主动带来自家孩子的绘画作业，递给王主任。
那些蜡笔画上，用稚嫩的笔触，涂抹着井、破碎的镜子、白色的影子，和一个个戴着手套、看不清面孔的大人。
王主任把这些画都收了来，用图钉细细地钉在自己小屋的整面墙上，取名为“未完成的答案展”。
一日午后，一个梳着羊角辫、戴着红帽子的小女孩被奶奶领着路过，她指着墙上一幅画着一个医生模样的成年人正俯身查看什么的涂鸦，大声说：“奶奶看，这个人没戴手套，但他看得更清楚。”
王主任正在擦拭黑板的动作猛地一滞。
他转过头，顺着女孩的手指看去。
那幅画里，确实只有那个中心人物没有画上手套。
或许是孩子的疏忽，或许是别的什么。
他怔怔地站在那里，手里攥着粉笔，久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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