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烈走出酒肆时，长安的午后阳光正烈，晃得他眼前那道陈年伤疤微微发烫。他高大的身形在长街上投下一道沉默的影子，周围的喧嚣与繁华仿佛都成了另一个世界褪色的背景。那个孱弱书生的话比平康里最烈的酒还要上头，在他脑海里反复冲撞，搅得他心神不宁。
朔方？郭子仪？活路？
这些词语对他而言陌生而遥远。他是一个士兵，士兵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的命令是送完礼，即刻返回范阳，归队。这是他过去十几年人生里唯一懂得的逻辑。然而，他那如同野兽般敏锐的直觉却在疯狂地叫嚣着——那个书生没有说谎。
他并非没有察觉到范阳的异样。安禄山日益膨胀的野心早已不是秘密；那些名为“义子”，实为爪牙的将领们眼中的贪婪与残忍，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厌恶长安，也同样厌恶着范阳。天下之大，似乎处处都是权谋与腐臭，让他这头只懂得在战场上用力量说话的“狼奴”无处容身。
他按照原计划，将那箱沉重的“礼物”送到了指定的大人物府邸。接待他的是一位面白无须的管事，脸上堆着虚假的笑容，言语间却充满了对他们这些边军武夫的轻蔑。在等待回执的间隙，他听见回廊深处传来丝竹之声，以及那些朝中权贵们高谈阔论的醉语。他们谈论着曲江的新诗，谈论着宫中贵妃的裙摆，偶尔有人提起北方的安禄山，用的也是“忠心耿耿”、“国之柱石”一类的词。
郭烈站在廊下，看着庭院中那棵被修剪得过分精致的梧桐树，心中那股烦躁感愈发强烈。这里与范阳的帅帐其实并无不同。一样的虚伪，一样的肮脏。
他拿到了回执，走出了那座朱漆大门。任务完成了。他本该去西市的驿站，牵上军马，踏上归途。可他的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钉在了原地。
他想起那个书生仰视他时，那双清澈眼眸中倒映出的自己的影子。那眼神里没有轻蔑，没有利用，只有让他无法理解的悲悯。仿佛他不是一件工具，不是一头猛兽，而是一个……值得惋惜的人。
他在原地站了足足一炷香的功夫，最终，猛地一转身，朝着与驿站截然相反的方向走去。他用身上仅剩的几贯钱，在西市的马行里买下了一匹最精壮的沙苑马，又备了些干粮和一壶清水。他没有再回望一眼身后的长安城，径直从金光门出城，朝着西方那片更为荒芜与辽阔的土地策马而去。
没有命令，没有同袍，没有旗帜。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为自己做出选择。选择去相信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谶言，选择去奔赴一个完全未知的将来。
……
沈惟的兄长，沈珩，在吏部担任一名员外郎。他是个标准的世家子弟，为人处世圆滑周到，既有江南士族的风雅，又不乏在官场中摸爬滚打出的精明。此刻他正皱着眉，看着自己这个体弱多病、却总爱杞人忧天的弟弟。
“惟儿，你那份奏疏我递上去了。”沈珩叹了口气，将一杯刚沏好的热茶推到沈惟面前，“但是，结果并不如你所想。”
沈惟端起茶杯，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杨相国看了，”沈珩压低了声音，“据说他当场就笑了。说这是江南那些自命清高的腐儒在嫉妒安大帅的军功，是党同伐异的无稽之谈。还说……安大帅对圣上忠心耿耿，天地可鉴，若再有此等构陷忠良的言论，定要彻查到底。”
沈惟预料到了奏疏会被无视，却没料到会得到如此轻佻而傲慢的对待。那上面每一个字，每一处推演，都浸透了他的心血，是他从无数个不眠之夜里，从那个反复折磨他的噩梦中提炼出的警告。可在那位权倾朝野的相国眼中，不过是个笑话。
“兄长，”沈惟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这不是笑话。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兵力，早已超过朝廷在北方的总和。安禄山麾下精兵，只知有将，不知有君。其帐下胡将皆骁勇善战，而我朝中枢诸将，久疏战阵。一旦他反，河北将望风而降，叛军不出一月，便可渡过黄河，直逼洛阳……”
“够了！”沈珩厉声打断了他，“这些话，在我这里说说便罢，万不可再对外人提起！惟儿，你是不是病得久了，看什么都觉得灰暗？如今是何等盛世，海晏河清，万国来朝，怎么可能说乱就乱？安禄山是圣上最宠信的边将，你这般揣测，是会给整个沈家招来大祸的！”
沈珩看着弟弟那张固执而苍白的脸，语气又软了下来：“我知道你熟读史书，但书上的东西未必就是眼前的现实。听兄长一句劝，把那些舆图、兵册都烧了吧。安安心心在集贤殿做你的校书郎，养好身体，这才是正经事。”
沈惟没有再争辩。
他知道，兄长的话代表了长安城里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他们都被这持续了数十年的太平盛世麻痹了，就像一群温水里的青蛙，对那越来越近的沸腾毫无察觉。
他默默地喝完了那杯茶，起身告辞。走出兄长府邸时，天色已近黄昏。他看着眼前这条熟悉的长街，那些归家的行人，嬉闹的孩童，檐下挂着的灯笼，一切都如此安详。可在他眼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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