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国手术后的第三天，终于能从床上坐起来了。
这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他先是在护士的帮助下把床摇起来，从平躺变成半靠，半靠了十几分钟，脸色就开始发白，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张小五端着一杯温水站在旁边，看着他爸像一棵被风吹倒的树，一点一点地重新站起来。
“爸，不急，慢慢来。”张小五说。
张建国咬着牙，双手撑着床面，把身体又往上撑了一点。他的手臂在发抖，青筋从手背一直暴到小臂，像一条条蓝色的蚯蚓。手术后他的体重又掉了好几斤，整个人轻得像一把干柴，但就是这把干柴，还在拼命地往上撑。
“行了，别动了。”护士走过来，按住他的肩膀，把床的角度固定好，“今天先这样，明天再高一点。恢复要一步一步来，急不得。”
张建国靠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氧气还戴着，透明的管子绕在耳朵上，鼻塞塞在鼻孔里，随着他的呼吸发出细微的嘶嘶声。他的眼睛半闭着，嘴唇干裂，脸色灰白，但嘴角有一点微微的弧度——他在笑。
张小五把水杯递过去，张建国摇摇头，表示不想喝。张小五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拿起一条湿毛巾，给父亲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爸，你感觉怎么样？”
“还行。”张建国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就是胸口有点疼。”
“那是伤口在长，王医生说了，正常的。”
张建国“嗯”了一声，不再说话。他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那幅画上——张小五画的那幅《希望》。画上的他站在脚手架上，手里拿着瓦刀，背后的天空很蓝。他已经看了无数遍了，但每次看，眼睛里的光都不一样。有时候是欣慰，有时候是心酸，有时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后悔，又像是不舍。
张小五顺着父亲的目光看过去，看到那幅画，心里忽然有点发紧。他知道父亲在看什么——不是在看画得好不好，是在看那个站在脚手架上的自己。那个健康的、强壮的、还能扛水泥搬砖的自己。那个已经回不去的自己。
“爸，等你好了，我重新给你画一幅。”张小五说，“画你站在地上，不站那么高。”
张建国转过头看着他，嘴角的弧度大了一点。
“站地上好，”他说，“爸有点恐高。”
张小五笑了。这是他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真正地笑，不是礼貌性的微笑，不是为了让父亲安心的强颜欢笑，而是被逗乐了之后自然而然的笑。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两个小月牙，露出一排不太整齐的牙齿。那一瞬间，他又变回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而不是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大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张建国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虽然很慢，慢到几乎看不出变化，但张小五能感觉到。父亲说话的声音大了一点，咳嗽的次数少了一点，每顿饭能多吃两口了，下地走路能从一分钟撑到三分钟了。这些微小的变化，像春天里悄悄融化的冰，你不盯着看就发现不了，但过一段时间再看，河已经开了，花已经结了骨朵。
张小五的生活也慢慢恢复了正常的节奏。
每天早上他五点半起床，先去医院，给父亲送早饭，陪他做康复训练，帮他擦身、换衣服。八点之前赶到学校上课，课间找方老师补数学，中午在教室吃几口面包或者馒头，下午放学后再去医院，陪父亲吃晚饭，写作业，画画，晚上九点多回姑姑家睡觉。
姑姑是父亲的姐姐，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小区里。张小五以前很少跟她来往，父亲生病之后，姑姑主动打电话过来，让他住在自己家，说医院里睡折叠椅对腰不好，小孩还在长身体，不能这么糟蹋。张小五本来不想去，但姑姑坚持，父亲也劝，他就去了。
姑姑家不大，两室一厅，客厅里摆着一个大鱼缸，养着几条红色的锦鲤。张小五每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姑姑都会给他留一碗汤，有时候是排骨汤，有时候是鸡汤，有时候是鱼汤，碗上面盖着保鲜膜，旁边放着一碗米饭和一小碟咸菜。他把汤热了喝，喝完再睡，肚子里暖洋洋的，像是有一团火在烧。
“姑，你不用每天给我留汤，我在学校吃了。”张小五有一次说。
姑姑瞪了他一眼：“学校那点东西能吃饱？你看你瘦的，风一吹就倒。多吃点，你爸还指着你呢。”
张小五就不再说了。他知道姑姑是好意，也知道自己确实需要多吃点。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校服挂在身上空荡荡的，裤腰大了好几圈，要用皮带勒紧了才不会掉。周扬有一次开玩笑说他是“行走的衣架”，说完就后悔了，因为张小五确实像衣架——衣服下面只有骨架，没有肉。
六月初的一个周末，张小五去医院的时候，发现病房里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微胖，穿着一件碎花裙子，手里提着一个大袋子。她坐在张建国的床边，正在削苹果，动作很熟练，苹果皮一圈一圈地垂下来，长长的一条，没有断。
张小五站在门口，愣了一下。
“小五，来了？”张建国朝他招招手，“过来，这是你王阿姨，你李叔的爱人。”
张小五走过去，叫了一声“王阿姨”。王阿姨抬起头看着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眼睛里忽然涌出了泪花。她放下水果刀和苹果，站起来，双手捧着张小五的脸，左看右看。
“哎呀，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了？”她的声音很大，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老张，你看看你儿子，都瘦成啥样了！你得快点好起来，不能再让孩子遭罪了。”
张建国躺在床上，看着张小五，嘴唇哆嗦了一下，没有说出话来。
王阿姨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保温桶，打开盖子，里面是红烧肉，红亮亮的，肥瘦相间，香味一下子就窜满了整个病房。她又拿出一个饭盒，里面是清炒西兰花，还有一个饭盒，里面是米饭，压得实实的，倒扣过来就是一个完美的半圆形。
“小五，你先吃，阿姨跟你爸说会儿话。”王阿姨把饭菜摆在张小五面前，又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插上牙签，放在张建国床头。
张小五看着那些饭菜，喉咙发紧。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红烧肉了。医院的食堂便宜，但没什么油水，他每天吃的不是馒头就是稀饭，偶尔加一个鸡蛋就觉得是过节了。这碗红烧肉红亮亮的，肥肉晶莹剔透，瘦肉丝丝分明，光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肥肉入口即化，瘦肉软烂入味，咸甜适中，好吃得他想哭。他低下头，大口大口地扒饭，把红烧肉的汤汁拌进米饭里，一粒米都不剩。
王阿姨看着他吃，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擦，转过脸去，假装看窗外的风景。
“老张，”她说，声音有点抖，“这孩子太懂事了，懂事的让人心疼。”
张建国没有说话，只是闭上了眼睛。他的眼角有泪，顺着太阳穴流下来，流进耳朵里。
那天下午，王阿姨走了之后，张小五坐在父亲床边，手里拿着画本，画画停停。
他画的是王阿姨削苹果的样子。她的手指很粗，指甲剪得很短，但动作很灵巧，苹果皮一圈一圈地垂下来，长长的，没有断。他把那根苹果皮画得很仔细，每一圈的弧度都不同，有的圆润，有的扁平，像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小五。”张建国忽然开口。
“嗯。”
“爸想跟你说个事。”
张小五抬起头，看着父亲。张建国的表情很认真，认真到有点严肃，像是要宣布什么重大的决定。
“爸想去找你妈。”他说。
张小五的手停了一下，铅笔在纸上留下一个小小的黑点。
“找她干什么？”他问。
“爸想跟她说声谢谢。”张建国说，“那三千块钱，虽然爸当时说不想要，但后来想想，要不是那三千块，爸可能连医院的门都进不了。你妈……她不容易，爸欠她一句谢谢。”
张小五沉默了一会儿，放下铅笔，合上画本。
“爸，你不用去找她。”他说，“我给她打过电话了，她说她月底来看你。”
张建国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惊讶，有不安，有一种张小五从未见过的紧张。他把手伸进被子底下，攥住了床单，指节发白。
“她要来？”他的声音有点变调。
“嗯。”张小五说，“她说她请了假，坐火车过来。”
张建国没有再说话。他侧过脸，看着窗外，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几朵云慢吞吞地飘着，像几只懒洋洋的绵羊。他看了很久，久到张小五以为他睡着了。
“爸，你不想见她？”张小五问。
张建国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不是不想见。”他说，声音很轻，“是不知道见了该说什么。”
张小五理解父亲的心情。八年了，整整八年，母亲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这八年里，父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一个人扛着这个家，一个人在深夜里喝闷酒，一个人在工地上流汗流血。他心里对母亲有怨恨，有埋怨，有不甘，有委屈。但听到母亲病了、穷了、一个人在城里打工的消息，他心里又疼了。
人就是这样。爱和恨从来不是反义词，它们常常长在同一根藤上，你分不清哪一个是花，哪一个是刺。
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王秀兰来了。
张小五在医院门口接的她。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平底布鞋。头发剪短了，露出耳朵和脖子，显得整个人利落了不少。但脸上的疲惫藏不住，眼袋很重，嘴角的法令纹像两道浅浅的沟壑，皮肤粗糙，颧骨上有两坨被太阳晒出来的红。
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看见张小五，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扔下编织袋跑过来，一把抱住他。
“小五，小五，小五……”她一遍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像是怕一松手他就会消失。她的身体在发抖，眼泪掉在张小五的头发上，一滴一滴的，温热的。
张小五被抱得喘不过气来，但他没有挣扎。他把脸埋在母亲的肩窝里，闻到了她身上的味道——洗衣粉、汗水、还有一点点火车上的烟味。这个味道他太熟悉了，熟悉到像是刻进了骨头里。他以为他已经忘记了，但当他再次闻到的时候，那些被压在记忆最底层的东西全都翻涌了上来——母亲给他洗衣服的样子，母亲在厨房里炒菜的样子，母亲蹲下来给他系鞋带的样子，母亲拖着红色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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